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

题目

你如何理解王健林关于企业如何处理好政治关系的一句话：“亲近政府 远离政治”？对这个问题能否提出你自己的理论模型？请用具体的例子来阐述说明你的论点以及因果背后为什么的机制。（注：关于因变量的选择 泛指企业业绩. 可以细化，例如，增长率 利润 多元化 创新....等等。也鼓励界定你的边界，例如，适用于哪个时期 哪些行业等）

王晓燕

我的观点：关于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理解，所谓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即是报保持和政府良好的关系的，同时，不参与国内政治行为。
亲近政府，则可以获得政府对于企业的支持，这种支持包括了信息（第一时间获得政府的政策、投资走向信息）、补贴（针对企业的减免税收、直接补贴等）、手续的便利性（类似于简政放权，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但在中国参与政治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在当前的形势下更是如此。
以企业的创新视角为被解释变量（因变量），以政府补贴（自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科研人数、企业规模、资本密集程度等作为(控制变量)，实际上，控制变量的选取不止这些，结合所参考的相关文献和实践经验，此处只列举较为常见的控制变量，如
科研人员数量st
企业科研人员占比
企业规模size
企业资产总值
资本密集度                          1

 

 

 

@金莉 @陈胜一 ，我认为你们的观点可以进一步量化和提炼。通过搜索了相关的文献，企业规模、资本密集程度等作为控制变量，实际上，控制变量的选取不止这些，结合以企业的创新视角为被解释变量（因变量），以政府补贴（自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科研人数、企所参考的相关文献和实践经验，此处只列举较为常见的控制变量，如图1所示，模型如（1）式所示。
innoit=β0 β1zbit β2stit β3sizeit β4 kiit ?it
    其中i为企业，t为年份， 

首先，就创新方面而言，政府向企业提供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的技术支持，尤其是新兴产业和行业企业的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的技术支持，包括两种，其一是直接给予补贴，其二是减免收税和费用。包括适当减免企业厂房租金、人员户口等一系列的指标实际上都是政府对于新兴行业企业的补贴。
其次，对于创新来说，控制变量的选取包括了（1）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对于创新的作用尤为重要，所以本文选取了科研人员从业人数在企业中的占比作为对人力资本的衡量。（3）企业规模。实际上，企业的创新存在着一定的规模外部性，因此规模的大小亦会影响到企业的创新绩效。（3）资本密集程度。这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深度和广度。
此外，包括企业性质、企业年龄等因素也是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原因。
图1 主要变量描述
变量与 定义 
创新绩效inno： 新产品产值/企业总产值 
政府补贴zb： 政府补贴/（企业总收入） 
科研人员数量st ：企业科研人员占比 
企业规模size： 企业资产总值 
资本密集度ki： 固定资产总值/员工人数                                                                2

 

@刘一雄 同意一雄同学的观点，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由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不是由政府决定资源的配置，凡是能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但这并不是否定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市场失灵领域有效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以及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上，而不是直接干涉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当然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新一轮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扭曲或不当的政企关系不仅导致了官员腐败制度化、寻租行为普遍化、利益关系固化、经济资源错配等问题，还挫伤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积极性。在扭曲或不当的政企关系环境下，企业家的聪明才智不是用于发明新的产品和服务、开拓新的市场及创新组织制度，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的寻租，扭曲或不当的政企关系不仅导致了官员腐败制度化、寻租行为普遍化、利益关系固化、经济资源错配等问题，还挫伤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积极性。在扭曲或不当的政企关系环境下，企业家的聪明才智不是用于发明新的产品和服务、开拓新的市场及创新组织制度，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的寻租。  2

 

@刘一雄 感谢一雄同学的精彩发言。综合分析看来，和谐的政企关系有利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扭曲的政企关系会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并且，外部宏观环境会影响政企关系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1: 地区政企关系越扭曲，对企业家精神的抑制作用越明显。2: 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3: 市场化进程、法律制度效率、国有经济等外部宏观环境会影响政企关系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

 

@刘一雄 感谢一雄同学的精彩发言。综合分析看来，和谐的政企关系有利于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扭曲的政企关系会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并且，外部宏观环境会影响政企关系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1: 地区政企关系越扭曲，对企业家精神的抑制作用越明显。2: 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3: 市场化进程、法律制度效率、国有经济等外部宏观环境会影响政企关系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 3

 

金莉

王健林的这句话，讲的是政府和市场（企业）的关系。实际上我推崇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建共享的理论。三者在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和创造社会价值方面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和价值，并共同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最大化。政府是公共性的主要承担者，市场也有内在的公共性，市场机制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富足和效率，而且意味着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的增进。从这个共同目标出发，作为企业，应加強和政府的互动，帮助政府制定有利于促进市场发展的良政。如税收优惠，行业标准等都对企业生存和发展关系密切，亲近政府，有利于促进政府这个有形的手成为市场发展的推手，也有利于企业抢占先机，获得先发优势。 1

响应@王紫溪（王晓燕）?建议，现做进一步细化，我模型的自变量为企业家，企业产品，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的文化。因变量是企业业绩，社会发展推动及影响力。中介变量是市场，调节变量为政府及政策，控制变量为企业成本费用，技术优势，效率等。一个业绩好又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一定和这个企业的领导者，和企业所提供的优质或独特产品以及企业所倡导的文化分不开。王健林所领导的万达，不仅打造时尚购物广场，而且倡导健康快乐生活方式:“万达城，欢乐行！"   2

 

再回到王健林所说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我理解应该包含对外对内两个方面的自我要求和自我约束。对外所指的是企业生存发展方面，同学们已经分析了很多。的确在中国这样的政策市场中，企业应该也必须亲近政府，才可能获得尽可能多的政府支持，以获得竞争优势。而远离政治也反映了企业家的价值取向和智慧。这里尤其想补充的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也应是企业内部管理的主基调。亲近政府，才能了解政策导向，并制定出用好用足政策的企业发展战略和管理制度（如科技型企业优惠政策），而远离政治对内来说也是強调企业内部要减少派系斗争，减少内耗，倡导合作共赢的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的文化。这种对企业家个人以及对企业的内外兼修，成就了王健林这样的红顶商人，成就了今天的万达！    3

 

 

陈胜一

 

以房地产企业为例，说明“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理论模型。

 

亲近政府将有利于房地产企业获得最新的信息，调整企业战略适应政府要求；而远离政治，将使企业不会因为政府官员的变化而造成企业的直接变化。  1

 

同意陈庚同学的观点@陈庚?企业家在做事时，应界定政治和经济的界限，在商言商，避免通过权力运作带来的诱惑。特别是大型的国企，比较行业内的民企有时具备些垄断资源，还有些政府资源，这时候企业家抵抗权力的诱惑特别困难，如果存在有效的监督机制，处理好政府和政治的关系，帮助巨大。 2

 

 

@ls  i6 plus?回应李松同学对我的观点补充。按照傅军老师的财富理论 w=b*w，就是说财富的产生和政府有直接关系，林毅夫老师也在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中，强调 "有为的政府"。做为企业家来看，顺应政府所主导的政策方向，调整企业战略，而不是顺应政府官员个人的要求，这个度的把握，非常有难度！ 3

 

刘金全

在说明我的观点之前，我先谈谈个人对王健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句话的理解：万达每年所做的二三十个项目全部来自政府邀请，竞争的城市达到一百多座，有些人因为无法完成招商任务还未出万达大门就痛哭流涕。王健林说：“但我们还没有这么多能力，只能筛选其中最多30%的项目进行开发，现在稍微贵一点儿的地方我就放一放，放一放他着急了，可能第二年把价钱降下来了又请我去。”因此对万达来说，“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句话其实是对政府与万达合作动机的判断以及判断政府合作动机后选择合作政府对象的原则，即万达会“亲近”那些抱有正向动机（干好政绩、造福一方）的政府及其官员，与其合作共赢；同时会“远离”那些抱有负向动机（权钱交易、政治斗争等等）的政府及其官员，避免为万达带来政治风险。

 

    我的观点是：在企业自身实力无法像万达一样强势选择合作政府对象的情况下，在不考虑政府反腐进程、律法改革进程、受害企业联合抵制等外在环境因素情况下，企业建设自身良性政商关系的关键，在于企业必须找准欲合作政府对象的政绩需求点，如果无法双赢，那么或者找到方法达成双赢，或者寻求其他合作政府对象。 1

 

同意@李冰谭同学企业应恪守与政府“有交集而无交易”红线的观点，应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以为：

基于保健因素（即消除政府、企业人士滋生不良动机的机制）：

第一，政府要让权力运转透明化：一方面继续推行简政放权，让政府官员手头尽量少或者没有可以兑换利益的权力；另一方面，就是让官员手中的权力公开透明地运转，接受全面、广泛监督。

第二，企业要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一方面，对于那些意图通过结交官员获取不法利益的商人需要强化法律打击和规范；另一方面，企业界也应该有自我净化意识，自觉抵制那些害群之马，让它们在市场上得不到好处。

激励因素方面（即激发政府、企业人士共赢动机的方法）：

企业的出发点和政府的出发点，两者间需要找到共赢的那个点，既能满足政府及官员正能量的政治事业发展诉求（正当政治利益诉求），又能符合企业合理合法的战略发展诉求（正当经济利益诉求）。 2

同意@陈雪峰同学、@石明同学关于充分发挥商会作用的观点。建立商会可进一步完善政商关系的“保健因素（即消除政府、企业不良动机的机制）”。企业方因组成商会而实现了由“私对公”向“公对公”的转变，在与政府打交道时，商会能够比单个企业获得更有利的谈判地位，一方面震慑政府中的蛀虫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不良动机，另一方面亦可得到同行业共同监督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企业方不良动机。不断规范和完善商会参政议政的作用，是一条可期待更好政商关系的健康之路。 3

同意@李梓瑜 @曹国钧 @石明同学 “善谋者谋其势，势成则事成”，“善谋”是自变量、“势成”是中介变量、“事成”是因变量； 4

柯颖峰

我的观点：我本人理解王健林所说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是要充分了解和认识政府所制定的各项有利于本企业的政策和市场环境，牢牢把握各种商机，但是在此背后要远离权色交易，各种利益输入，以免在反腐中被拉下水。
给出对反腐的两个观察和判断：第一，反腐把国有企业的无边界扩张遏制了，过去国企特别是央企无边界扩张。第二，通过反腐把很多官商勾结从市场上扫走了，大幅度降低了市场上的不公平现象。通过亲近和远离，达到政府和市场（企业）双赢。＋1

 

@陈胜一?我同意胜一同学的观点，作为企业必须亲近政府，随着政策的导向而调整企业自己的策略。例如；北京现在的拆迁、动迁，其目的就是要进行人员的梳理及产业的升级。企业就需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及时进行技术和产品升级，进行经营方向的调整，以科研、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符合政策方向的产业为导向，抓紧实现企业的升级转型。远离政治，就是要凭企业的真本事真正的实力来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尽量避免陷入“关系的陷阱”，或者是不能只有关系没有实力及真本事。何为实力及真本事？产品质量、技术研发、生产的先进性、产值、利润……等我们在国发院学到的硬指标。 2

 

我的观点：我本人理解王健林所说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是要充分了解和认识政府所制定的各项有利于本企业的政策和市场环境，牢牢把握各种商机，但是在此背后要远离权色交易，各种利益输入，以免在反腐中被拉下水。
通过亲近和远离，达到政府和市场（企业）双赢。

就企业业绩方面从模型角度来分析，“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自变量可以设定为充分了解和利用好政府各项政策导向和游戏规则。避免权钱交易，卷入反腐之中；因变量可以设计为企业的业绩、利润增长；控制变量设计为企业成本控制，税赋成本降低或者财政补贴等方面收益，企业效率增长等等；调节变量可以设计为企业管理水平、实力，政府政策倾斜，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市场的需求。 1

 

@刘一雄?一雄的观点和分析我是赞同的，下面我谈谈我的感悟：“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在具体实践中万科企业的做法是，一方面，万科充分抓住的各项政策导向，跟着党的主线走，利用与中央企业良好的合作，结合自身的品牌效应，人才优势，把人口红利、城镇化进程等好政策，顺势而为的获得了较大市场；另一方面，万科对外声称不行贿，从而避免卷入权钱交易、反腐风暴之中。＋2

 

@张祥国?对于祥国同学提出的“亲近市长，不如接近市场”的观点我表示认同，因为在市场竞争中锻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属于企业中长期利益的战略方针。但是对于“套利型”企业尤其房地场企业的战略方针我持不同意见，对于远离政治是是能否长期用好政策的描述并没完全解释清楚，我认为远离政治应该是企业可以获得长期稳定，哪怕并没有快速的增长的利器。例如：佳兆业地产公司，即亲近政府又没做到远离政治，最终下场是被分解、并购，所以应象习总书记提出的政商关系应该是“亲、清之情”。 3

 

陈雪峰

关于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我的观点：王健林先生处理政商关系的方法值得企业界同仁学习！
当前，中央提出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非常必要，实际上是为官员和企业家指明一条健康发展，健康成长的道路！
企业要亲近政府（第一时间了解最新政策，新规划等），还要拥抱政府（参政议政，积极建言献策，通过调研学习，提出建设性的，有质量，促进行业发展，社会进步的好提案，好议案，供党委政府决策参考）。
企业家要讲政治，懂政治，但绝不能参与政治！
我处理政商关系的一些体会供大家参考。1:与政府和官员交往时，企业家要清晰红线画在哪里？底线守在哪里？2:解决官员的政绩需求，政府与企业共赢，而不是解决个人需求！3:企业一定要锻造，挖掘，培育自已的企业核心竞争力。决不能靠与官员的利益输送，或通过要政策来支撑企业生存发展，这是不可持续且非常危险的！一个有核心竞争力，干净的企业自然受人尊重，只有企业受人尊重，企业家才能受人尊重！ 1

 

同意石明同学的观点，关于政商关系，再谈谈我个人的心得体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成长发展中的各个阶段，与各级政府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非常重要！其中的方方面面的重要性，必要性同学们都已分享的非常到位了，在此我就不再补充了。我有一点建议：在和政府打交道时，可充份发挥行业商会的作用，以商会的名义（抱团形成合力，影响力）与各级政府沟通，协调，往往事半功倍！各个项目的落地，以商会与政府对接，实践证明，政府支持力度非常大，而且不会产生后遗症，双赢！ 2

 

感谢许华同学的反馈，我也完全赞同许华同学的观点！在当前体制中的民营企业，不能不关心政治，企业管理者要学政治，讲政治，懂政治，但绝不能去搞政治！党和国家现在全力支持两个健康，习总书记反复强调！（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非公企业健康发展），我认为，民营企业的春天来了，我们信心满满，撸起袖子加油干！ 3

 

 

刘一雄

针对于“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表述我个人认为合适的做法是作为商业经营主体，企业不能脱离监管机构和社会环境而存在，在经营过程中，既有需要政府公共管理给予营商支持的内容，也有作为社会主体配合政府公共管理的义务。而远离政治更多的应该是经营性企业主体的本体功能是营商，政党主体的本体功能是治国，像近期中纪委副书记的新闻发言所言，企业主体不应越界，参与到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之中，政治权力的形成和分配规则自有其体系和逻辑，具体实现形式上我国的国家政治体系也提供了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等参政议政制度，因此，远离政治更多意指不该在本体不应有的角色上有参与甚至操控之心。古今中外，因此受损的富商巨贾不计其数。

从模型角度，有关亲近政府的自变量可以设计为与政府的沟通频率、沟通内容的范围、对于公共管理的参与度等等，远离政治的自变量可以设定为参与寻租或者请托的次数和范围，因变量可以设定为企业在与公共管理相关角度的内化管理效率，企业在结税降本角度或者财政补贴等方面的可量化收益，或者新技术或者管理技能的提升转化率等等

调节变量可以设计所在企业的规模，所在企业的产业类型，控制变量可以设定为，其他诸如企业自身管理水平、产业生命周期、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等。 1

 

@金莉?针对金莉同学的分析谈谈我的感悟，“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在具体实践中本人认可华为在经营中的做法，一方面和政府保持合理有效的沟通，因势利导地利用国家的产业和科技政策，顺势而为，将企业在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上与政府的管理做了很好的结合，并且从中获益，另一方面，科技企业华为并没有像其他类似地产行业的一些企业对于政府进行一些寻租行为，更没有超越本体，考虑参与政治权力分配甚至更多。可以说，华为的实践符合我自己对于在理论原则层面认可的准则，即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的政商关系应该是“亲、清之情”。 2

 

 

@王紫溪（王晓燕）?对于王晓燕同学给予的反馈我表示感谢，简而言之，诚如总书记所言，为官不要想着赚钱，想发财就去商海搏击，以为社会创造价值的逻辑进行财富创造，同时反哺于社会的发现进步，民众的福祉。反过来也一样，有志于公共管理的企业家，可以用规范的方式参与国家治理，甚至放下自己的商业经营，认真投身公共管理中去，董建华、梁振英甚至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是例证。公私身份不分，利益冲突纠缠，很难把持公正廉洁无私无偏的准绳，对于社会整体，在经济的总体效用以及社会风气文化影响，国家政治治理等角度都是负外部性。同学们在进行研究和模型设计的时候可以更多的在统计数据的数理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论证。 3

 

李松

关于“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我的理解是：这又是一句充满中国特色的语录。亲近政府，就是要与政府保持一致，充分利用、尽快了解政府的资源、政策、发展方向，一心做好企业。远离政治，首先要远离权力的寻租、更不要参与到权力的分配。但是，在实际上，政府与政治要想区分的非常清楚也是不容易的。政府是一个抽象概念，我们还是与具体的人打交道。既然是与具体的人打交道，就非常难以把握分寸和度，得意时千军万马、失意时身陷囹圄。远有胡雪岩，近有徐明。远离政治亲近政府只能作为一个原则，时时刻刻给我们以警醒。要我们在真实的世界中不要越界，在商言商。如果真有政治抱负，可以采取适当的途径。不要把从商与从政混淆。 1

 

@陈胜一?我同意胜一同学的观点，作为企业必须亲近政府，随着政策的导向而调整企业自己的策略。例如；北京现在的拆迁、动迁，其目的就是要进行人员的梳理及产业的升级。企业就需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及时进行技术和产品升级，进行经营方向的调整，以科研、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符合政策方向的产业为导向，抓紧实现企业的升级转型。远离政治，就是要凭企业的真本事真正的实力来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尽量避免陷入“关系的陷阱”，或者是不能只有关系没有实力及真本事。何为实力及真本事？产品质量、技术研发、生产的先进性、产值、利润……等我们在国发院学到的硬指标。 2

 

我同意胜一的反馈，我想在补充几点，首先，一个体制如果权力过分集中，那么，权力寻租将很难避免，这是人性。当今中国敢于喊出绝不行贿的只有王石，似乎还没有其他人敢于这么讲。其次，远离政治就是要给自己划一道红线，绝不要陷进权力争斗之中。第三，企业家要有底线意识，即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超出了社会容忍度。企业家的底线高于社会底线，有利于企业的长久生存和发展。第四，亲近政府，与政府官员保持合适的距离，达到“亲、清”，这是我们共同为之奋斗的理想。最后，推荐大家读一读周其仁老师的《新型政商关系报告》。 3

 

陈赓

论点：企业家亲近政府做事 远离政治做人
1、企业是人格化的组织，人格化主要体现在企业家的人格，所以就有了企业的文化就是企业家或一把手的文化。所以马云的创新文化就是阿里巴巴的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的文化。
2、企业家是组织化的人格集中代表，代表企业和组织，非个人化。所以王石的捐款门事件就是万科的事，不是王石个人的事。
3，因此企业家和企业是一体的，企业家的做事方式做人方式就体现在企业的文化方面。这个企业是一个商业运行文化，还是政经耦合运行文化，取决企业家本身的人格和定位。
4，企业是开放的社会化组织，是经营资源的组织。政府是社会资源管理、分配和发展的平台和载体，是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古今中外概莫例外。企业本身也是在这个载体之上发展，政府是企业最大的vip客户。因此，亲近政府，是为了更好的获取整合优化各种资源促进企业发展，是一种基本的开放经营理念。
5，应区别政治不是政府，是另外一套独立的权力运营理念和方式，和企业经济运作和经营理念是完全不同。因为企业人格化的特征，所以企业家在做企业时，应界定经济和政治的界限，在商言商，应避免通过权力运作带来商业诱惑，这是一把双刃剑。核心关键，就是企业家把自己界定在商人的原则和运行轨道上，保障企业按照固有经济规律和企业管理规则运行。“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1

 

@刘金全?
同意金全的观点，良好的政商关系，在于企业必须做好定位，做好和政府合作的定位，以做到双赢。因为企业在发展阶段过程中处于不同的优劣势，企业如何得到和政府的合作机会，在于界定自身能力和政府诉求，超出一定界限和底线的合作，都是双刃剑。做正确的事，并通过正确的方式做事，就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诠释。 2

 

@张祥国 @陈胜一 同意胜一和祥国的看法和建议。“企业家亲近政府做事 远离政治做人”这个论点中自变量为“企业利润和政府权益”，因变量为“企业家（个人）、政府、政治、企业”。因变量直接影响到自变量企业利润和政府权益的获取方式，但需要界定四个因变量的之间关系相互影响的边界和尺度。 3

 

王冠

我的观点：在王健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理论模型中，自变量是政府，因变量是企业，中介变量是市场。即政府通过影响市场来影响企业。而中介变量的调节变量则包括社会发展阶段、民主集中度、政府治理效力、法制化程度、行业市场化程度。影响因变量的控制变量则泛指排除政府之外其他对企业有影响力的因素，譬如团队管理、公司治理水平、股权结构、负债结构、融资能力、偿债能力等等。企业家需要亲近政府，是因为要遵纪守法纳税和服务客户、履行企业义务，在中国更要时刻关注政策法规和政府职能部门的风向，感受社会和市场脉搏、寻找新的利润机会。远离政治，是说不站队、不依附权势，不与特定官员进行绑定，以免形成贪污腐败，从而影响企业长期发展。 1

 

同意@刘一雄?从模型角度的考虑，有关亲近政府的自变量可以设计为与政府的沟通频率、沟通内容的范围、对于公共管理的参与度等等，远离政治的自变量可以设定为参与寻租或者请托的次数和范围，因变量可以设定为企业在与公共管理相关角度的内化管理效率，企业在结税降本角度或者财政补贴等方面的可量化收益，或者新技术或者管理技能的提升转化率等等

调节变量可以设计所在企业的规模，所在企业的产业类型，控制变量可以设定为，其他诸如企业自身管理水平、产业生命周期、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等。按此观之，王健林的观点是可以同时拆分为两个子模型，从而合并为一个母模型的，这样的话能够拆分的更加细致，也更便于理解。总而言之，无论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都是企业需要考虑的板块。而企业家除了要关注看得见的手（政府），更要时刻关注看不见的手，只有远离政治才能更专注的处理企业自身和市场的关系。 2

 

基于我个人的观点和@陈胜一?观点所结合设计的模型，以金融行业为例，自变量可以设置为“金融企业与政府关系的亲疏”，因变量为“金融企业利润及规模”，中介变量为“牌照”。则影响该中介变量的调节变量为：执牌从业雇员数量，企业净资产\注册资本金，企业注册地，跨区域经营范围，营业业务种类限制，覆盖客户人群（可投资资产\最低投资额\合格投资人）等。而影响因变量“企业利润及规模”的控制变量为排除所有其他对利润和规模有影响的因素，包括公司治理水平、从业人员道德素质、业务专业能力、投融资能力等。 3

 

张祥国

 我的观点：王建林先生“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应该他没有把话说完，我的理解是：这两句之后的目的是“用好政策”。那么要用好这个政策时下流行的还有后四句：“说政府爱听的话，想政府未想到的事，出成绩（或说政绩）归政府，实惠归企业。”
公司发展的战略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行业亦有不同的长期和短期策略，在八、九十年代政府控制生产要素市场，同时法制十分薄弱时，套利型企业尤其房地产的战略主要是亲近政府，以便获得宝贵的土地资源，远离政治/政权，是能否长期用好政策的前提。创新型和外贸型企业的战略则是“亲近市长、不如接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锻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也是长期利益的战略。 1

 

陈庚同学将个人和企业、政治和政府做了比较好的界定，这些在国营企业比较清晰的问题，但在民营企业来说却是相对比较模糊的概念，如何识别政府对政绩的需求和企业对政策（信息）和资源的需求，是一个企业的战略定位的问题。 2

 

许华同学的观点阐述了企业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我认同。在他的第一次微信中有一条说：“让政府对企业的经营加以指导”我却有不同的看法。企业的长期战略来自于企业家对政府政策的充分认识，同时更是由于对自己所在行业的市场的认真研判，时机的把握和风险的把控，才能使企业良性发展，若听从政府的指导则往往被指后倒的越快！ 3

@xu hua?我同意许华同学对于政府加强法律，法规以及金融等方向的对企业的引导，尤其是中小型的私营企业更需要类似的服务，但对于干预、寻租的规避是必须把握的。                                                @柯颖锋?同学对于远离政治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利器”，我认为政法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政府是行政执行的主体，服务于政治。因此企业如何理解国家所表达的意志，才能在政府的有效服务中制定长期发展的战略。 3

 

王霞

王霞同学的第一条微信：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承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新架构经济学”的观点看，政府对于基础投入的支持以及特殊行业的投入和对各种行业的政策、方向、战略都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和引导作用，政府的很多决策和运作是建立企业外在生态环境以及产业链的关键因素。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看政府的宏观导向代表“势“，企业的微观营运代表”术“，只有宏观微观结构良好、”“势”“术”和谐，才成成就企业，也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结合的点和度需要深入考虑，也即是“远离政治”所表达的观点。企业的目标就是商业化的盈利，但是同时企业减负了相应的社会责任，而商业化盈利和社会责任绝对不是企业的政治化，尤其但是企业的发展到现代，全球视的程度和互联网化的程度已经非常高，政治化的企业必然会收到更多的挑战和质疑。以最近发生的“乐天”集团事件为例，报道出来的结构就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企业政治化的例子。 1

 

王霞同学的第二条微信：同意许华同学的观点。政府在宏观导向、资源调配和基础投入中都有很重要的作用。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是离不开政治的因素的，从全球经济系形式、国家的经济走向以及行业的经济发展规划都会对相应的企业的发战略、组织架构、竞争力等企业运营的“自变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企业是无国界的、但是企业家是有国家的”，很多企业的发起和壮大都是从本国开始，所以政府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林老师的观点“有为的政府“已经充分表达了此意 2

 

王霞同学的第三条微信：关于企业政治化的预防措施，个人觉得林老师的理念“有效的市场“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当市场的机制运营良好，企业的目标是价值创造的时候，企业在一个相对公正、透明、高效的商业逻辑里，自然就遵循商业的规则进行运营和发展，无需考虑寻租等政治化的手段达到目标。  3

 

@叶伟?同意叶伟同学的意见，当企业参展到能够影响行业的时候，自变量也会成为行业乃至“政治”的因变量。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在政治和社会的大环境中。企业也要秉持“穷在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态度，但是与政治的紧密度的红线在哪里，只能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万达的做法是一个视角。 4

 

：关于亲近政府，川普最近启动煤油行业能源的政策一定会多么国乃至全球的企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典型的政府制定政策作为变量影响企业的案例。这也验证了许华、叶伟等同学的观点。 5 

 

同意蔡奭旻同学的观点，如果把企业自身看作因变量的话，政府制定政策的引导和规范性就是中介变量，政府引导宏观经济的调控除了能够在整体层面上有效分配资源，在某些领域中，能够先期投入创造企业可发展的空间。但是，有一个平衡节点就是政府如何把握度、如何让市场良性循环，具体也就是防止出现“寻租”和过度政治化等的机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就必须得到保证。在市场充分调节和政府有效管理中找到动态平衡点，也与万达的观点有契合部分。由此可见，吾辈当努力、知行合一、探索实践，加油哦。 6 

 

许华

许华同学的第二条微信：我对雪峰同学的观点有同感。通过亲近政府，建立起政府与企业间的互信互助关系，对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政府对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影响企业的经营环境及经营能力。具体而言，第一，政府是稀缺资源的控制者和分配者；第二，政府制定和执行宏观及行业经济政策；第三，政府的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消费者对企业的认知和判断。另一方面，我国用于规范企业运营方面的法律并不健全，法律法规变动频率较高，边缘模糊地带较多，良好的政府关系可以让企业尽早掌握政策信息，从而更快地调整战略部署。 2

 

许华同学的第三条微信：我对雪峰同学的观点有相同感悟。在中国特定国情下，企业家要讲政治、懂政治，但不能参与政治。通过“远离”政治，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市场、研究公司治理和企业核心竞争力上，这是企业生存和健康发展的根夲。相反，企业家如参与政治，把精力放在政府身上，企业就搞不好，就会导致个人腐败和利益寻租，长期下去政府也会失去公信 3

 

许华同学的第三条微信：感谢祥国同学的反馈，您的反馈意见将进一步加深我对亲近政府的了解。我在第一条微信中提到政府通过政策、经济、金融、财政等手段加强对企业的引导，旨在通过制度和法律，规范企业的经营和选择，减少日常工作中出现的以“指导”为名，实质是对企业经营的行政干遇。政策对企业经营具有引导作用和指导意义，它和以指导为名而实质是行政干预的指导有夲质的不同。 3

 

许华同学的第三条微信：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指引，市场本身是自由的，但也是缺乏方向性的。政府需要引导企业往更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例如如果仅考虑经济利益，或许很少有企业往环保绿色的方向发展，但如果对类似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或其他帮扶政策，他们生存下来的机率会更大。政府的这种引导意识与企业责任感是一脉相承的。 3

 

王红英

我的观点：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本质上讲的是企业家的经营边界，所为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经营的好坏可以作为一个因变量，自变量可以有企业自身素质以及政府产业导向政策，而不正常的政治介入也可以作为误差项。所以理性的企业会设计好自己的边界，维护好企业发展的战略和违法违规的边界，但在个别地区政府的政策和不正常的生态融合在一起，企业这个因变量就会发生“黑色裂变”，进而变为政治的附属品而不可救赎。所以政府会进一步强化纪律的约束，防止不正常的政治生态破坏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1

 

许华同学的的观点还是过于强调政府在市场当中的作用。不可否认，政府在当前经济治理工作中扮演了“导师”的职责，在过去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目前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政策导向边际效能越来越小，政府对经济指导的“无力感”现象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市场需要新的要素，所以政府的政策需要进一步弱化，由以前的扶持转变为市场管制的放松，只有这样才能解放束缚经济发展的要素，比如进一步降低税收等制度性改善。深圳的模式就是一个极好的案例，随之也培养了良好、健康的政治 生态。?2

 

我的观点补充：尽管从理论上我们都认为保持和政府的平衡距离是最优的企业战略选择。但事实上，政府的政治生态环境才是最重要的误差项（也可以理解为肥尾效应），如果没有政府对公务员的约束机制，我们企业的发展战略并不具有现实的选择价值，所以很多企业家选择了政治投靠，这一点是我们应当深刻体会的。所以只有在约束机制前提下，谈企业家的理性选择才有现实意义，否则就会处于“经济真空”的尴尬局面。＋3

 

孙大钊

我的观点：企业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能够影响到企业的战略选择、经营活动和政策红利，从而导致企业的业绩规模和盈利状况发生改变，企业的这两项指标同时也受到经营能力、市场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的影响，不同规模的企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资本结构不同的企业受到的影响大小也不相同  1 

 

 

@陈雪峰：中腾时代集团?同意雪峰的观点，再补充一点，及时了解政府的政策导向对于公司的战略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政府鼓励和引导的产业政策红利下，企业能够利用政策环境，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找到属于未来的正确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政治风险也应该作为企业风险控制变量的重要一个内容。 2

 

@石明?补充石明同学观点，行业协会的介入也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实现行业自治，调节政府和市场平衡点，行业协会的独立性和治理能力能够直接影响到市场的变化和发展，可以作为亲近政府的媒介，远离政治的防火墙 3

 

张卫东

张卫东同学的第一条微信：当前，政府强力控制、主导和影响了绝大多数的经济资源，生产要素的配置基本掌握在政府手上，且权力寻租现象普遍，而市场的配置能力相对很弱。企业家亲近政府，可以获得有效信息和信任，有可能高效率地获得低成本、优质的经济资源如土地、资本、政策扶持、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甚至特定的技术、信息等，由此而获得企业规模扩大、利润提高、多元化扩张等等收效。该理论模型的自变量为亲近政府的行为，中介变量为各类经济资源的获得，调节变量为行业特征、企业家能力，因变量为企业规模、利润和多元化。适用于改革开放至市场经济基本建立（预计2040年），最为适用的行业为与土地、矿产、基础设施、金融等与政府掌控资源关系密切的行业。
远离政治，是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远离政治权力的形成和分配，划清政商边界，不追求权力红利，在商言商，不越雷池一步。而商而优者，拥有一定的社会能量和经济资源，如果和政治太近，相当于对政治施加了一定的外力，可能会打破原有政治的平衡格局，导致政治格局的变化，进而，导致企业家可能被权力碾压的不利后果。因而，企业家学会不越界，学会自保，学会明哲保身。 1

 

@孙大钊?张卫东同学的第二条微信:基本上同大钊同学的观点。认同大钊同学理论模型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对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也大致认同，但对于中介变量有不同观点，我认为中介变量中的战略选择、经营活动和政策红利是相对次要的内容，建议应当增加各类经济资源的获得作为中介变量的主要内容。国内的现状可以印证:亲近政府自变量只有通过增加各类经济资源的获得为主的中介变量才能导致企业的因变量——业绩规模和盈利状况带到大幅提升。对于企业战略选择、经营活动和政策红利的影响，可能市场比亲近政府的权重更大。同样，对一些特定的行业而言，各类经济资源的获得对业绩规模和盈利状况的大幅提升，其重要性超过了战略选择、经营活动和政策红利。 2

 

@叶伟?张卫东同学的第三条微信:认同叶伟同学对我的观点的评价。政府太强，企业家和政府应当保持一个适度的度，过犹不及。王健林的这个观点非常好，他确实做到了亲近政府，堪称完美和典范，但在远离政治方面，他并没有完全做到。他离政治太近，以至于差点无法明哲保身，几乎被权力所碾压而难以自保。我相信今天的他能做到远离政治。 3

 

曹国钧

曹国钧：对于万达集团王健林先生关于企业处理好政治关系的一句话“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我的观点是：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中，企业的战略、运营及治理体系与政府、市场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企业需要很好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不是与政府的某些官员捆是一起，充分发挥市场在企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让这个看不见的手，在有为政府引导中让企业快速成长。王健林说所的“远离政治”，不是说不讲政治，而是远离那些所谓的代表政府的官员，以企业法人这个组织与政府进行对话、沟通，发挥政府这个大环境对企业绩效的有利作用，应以企业的比较优势发挥政府在政策、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促进作用。根据企业波特五力模型，企业的发展除了内部环境做好外，外部环境的优势才能有效发挥及利用。我的理论模型是：y=a0 f(x1,x2,x3)，这里y代表企业绩效，在每个阶段，y所关注的也许不一样，如在做大做强的阶段，需要有一定的规模，增长率、多元化就是企业关注的重点，而在做优做强的阶段，企业的利润、eva（经济增加值）是企业关注的重点。这里的y是因变量。a0代表企业原始的资本投入，可以是注册资本金。x1,x2,x3分别是代表企业战略、运营管理、公司治理的中介变量。当然，这里的x1,x2,x3还可以再分解，例如，x1战略管理还可以继续分解为：产业结构中的位置（x11），企业规模与效果的关系（x12）等，它们是自变量。企业战略的期限(x4)、国家产业政策(x5)等可以作为调节变量出现。科研投入(x6)等可以作为控制变量出现。对于上面模型中的x2，可以继续分解为流程（x21）、系统（x22）、资本（x23）、制度(x24)等，它们可以是模型中的自变量。x3可以分解为人力结构(x31)、企业、政府的关系（x32）、企业与市场的关系（x33）等。当然我们还可以对模型进行优化，增加更多的控制变量，如国家补贴(x7)、科研投入（x8）等。 1

 

@老陈 曹国钧对于@老陈（陈胜一））的回复：刚才老陈提出的傅军bmw模型，这个模型可以解析政府、市场制度对企业财富的影响，这是一个宏观上的简化模型。傅军教授的bmw模型，即w=b×m，这里，w就是企业财富，b是政府制度（纵坐标），m代表市场（横坐标），若进一步扩充这个模型：w=b×m/p，增加一个维度p(政治)，远离政治，可以让企业的财富增加，因此，在傅军财富模型的右边除以政治因素（p）。当然，对于其中的b、m、p还可以继续细分自变量（易于测量），当然还可以加入一些控制变量（c，如政府补贴、科研投入、产业链政策等）以及相关调节变量（如，企业规模等）。 2

 

@ls  i6 plus 曹国钧对@ls 16 plus(李松)的回复：十分赞成李松对于政府、政治的距离及关系的解析。根据周其仁老师《中国新型政商关系报告》、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及林毅夫、张维迎《政府的边界》、张维迎《博弈与社会》等，都谈到了政府、政治与市场的关系，作为政府来说，必须是一个有为的政府，能够在市场环境中因势利导，而不是做一个“管家婆”，而政治必须体现为一个国家意志及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制度的体现，而不是政府官员以自身利益出发，绑架市场或者企业，让企业行为或者市场环境出现严重扭曲。王健林先生所提出的远离政治，主要是指企业运营时，能够利用好政府关系，这里的应是在企业底线下，以企业法人与政府进行的一种关系，充分利用好政府所谓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以及相关制度体系。当然，企业在市场环境中总是在与政府进行一种博弈，这种博弈还是基于一种底线思维、政治思维，在企业利益、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总体规划与思考。因此，企业应设定自己的边界，政府也有自己的边界，各做各的事情，时刻保持一定的政治距离，守住自己的运营底线，让企业财富或者利益做到可持续，而不是依赖于政府官员某个人或者某些人，万达集团、深万科等处理得很好，体现一种新型的政商关系，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让企业能够与政府保持协作关系，企业家、政治家能够真正地合作，体系了习近平所说的亲、清的政商关系。 2

 

@叶伟 十分赞成您的意见，王健林先生虽然这样说，他始终在与政府做博弈，利用政府某些官员能够在任期内快速出业绩，在某些时候也在“绑架”政府官员，当然十八大之后可能情况要好些。目前万达集团的整体转型，也许是他看到这一点。做为一个案例，国药集团在与政府关系方面，我认为做到还不错的，集团总部的公共关系部，始终与各地省政府、地市级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做到企业与政府双赢的局面，基本上国药集团与大多数的省政府签署的战略框架协议，利用国药集团所在公司优势及当地政府所求，做到互相提携，共同发展，通常做法是以企业法人与政府进行公关合作，企业的成长与政府绩效共同发展。国药集团河南公司在这方面做到尤为好，为政府出谋划策，短短7年时间从一个8000万元公司发展成为200亿元的省级公司，政府关系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2

 

曹国钧对@孙国升的评论，基本赞成您的想法，但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里不开社会、政治环境，虽然企业做为一个组织可以独立存在，在考虑企业战略及发展过程中需要维持好各种内部、外部环境，内部环境由企业组织自行控制，适应市场要求，政府关系需要企业协调好，很多企业在内部设立了公关部或者企划部，这些部门有助于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各种关系，同时还可以利用好政府资源及政策，为企业快速发展提供通道，重点要关注的利用与处理时的底线。政治红线必须要守住，万达集团王健林曾经在这方面还是有些问题的，估计现在能处理好了。 2

 

曹国钧对@孙国升的评论，基本赞成您的想法，但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里不开社会、政治环境，虽然企业做为一个组织可以独立存在，在考虑企业战略及发展过程中需要维持好各种内部、外部环境，内部环境由企业组织自行控制，适应市场要求，政府关系需要企业协调好，很多企业在内部设立了公关部或者企划部，这些部门有助于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各种关系，同时还可以利用好政府资源及政策，为企业快速发展提供通道，重点要关注的利用与处理时的底线。政治红线必须要守住，万达集团王健林曾经在这方面还是有些问题的，估计现在能处理好了。 3

 

曹国钧对于@所有人，感谢各位同学对王健林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讨论，我昨天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根据同学们的讨论及建议，我需要对这一理论模型增加一些约束条件，似乎能代表王健林先生的言论。从张维迎老师的“博弈论”及林毅夫老师的“新经济结构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来理解企业这个组织在当今时代里面的”企业、政府、政治“这三者的关系，从定量方面可以设计一个带有约束条件的非线性经济模型，这个模型其实是对我曾提出的模型的进一步优化。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说，y=af(a0,x1,x2,x3,x4)，y为企业业绩，可以为利润、增长率或其他，统称为企业财富（企业产出），a为全社会劳动生产率，a0为企业原始投入，x1,x2,x3，如原所定义的那样，增加x4自变量为企业创新能力（互联网时代、信息时代所需要考虑的）。再增加两个约束条件s1、s2，s1确定企业比较优势的约束条件，例如，人力资源、制度流程、产品优势、信息系统等。s2确定企业外部环境的约束条件，重点考虑政府的产业政策、行业结构、政府资源、政治对接能力、市场发展能力等。s2是我们需要重点考虑的方面，因为里面涉及到我们关注的政府、政治方面的相关可测量的自变量。 3

 

@李梓瑜?势成应是中介变量，其他因变量，自变量的分析与界定，赞成。 4

 

叶伟

叶伟第一条信息：王健林喜欢与官员打交道，他的确有红顶商人的霸气和胆略，但他也有自己的“政商边界”…“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意思是按照政府的规定办事，但是不要涉及政治立场，即要与政府保持通畅的沟通，及时了解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同时又不干涉政府的政治主张。如果万达的战略决策是自变量，万达的发展是因变量，那政府的产业政策就是调节变量。所以，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函数关系。万达的发展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就直接影响万达的企业效益。王健林远离政治，并不等于他不关注政治，而亲近政府，正是为及时洞察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政治动倾向。菲利普.科特勒在他的＂大市场营销”理论中阐述：“一家公司可能有精湛的优质产品，完善的营销方案，但要进入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时，可能面临各种政治壁垒和公共舆论方面的障碍。”而王健林管理理念正是符合这一主张。 1

 

王健林正是凭借“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法宝将万达经营为一个不落的商业帝国，然而在中国，权力和政治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王健林虽然远离政治，但他一天也沒有离开过政治，这正是他睿智所在。也正因此，他受到各地方政府的＂夹道欢迎”，他把“亲”和“清”厘的很透彻，他可进、可退！他不仅获得许多政府资源，还获得珍贵的信息资源！所以，我认为他是当代当之无愧的红顶商人。

 

@张卫东?卫东同学，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中国政府的确拥有国家重多的资源禀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然而，企业家如何适应有为的政府，即远离政治，又与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又能替天行道！然而，王健林做到了。他头衔众多，令人眼花缭乱，只记得他不是妇联主席！所以，他拥有企业家的一切光环和政治家的丰采。在政治上，他是中共十七个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他不仅能呼风唤雨，又能明哲保身。他让万达商业帝国在国家的政策扶持中驰骋疆场！他亲近政府是真，他把握政治是理。这是何等的气魄啊！他是一个神人！ 2

 

王健林神就神在，他表面说“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实质表明他是“亲近政府，把握政治”但这样说太实际，不够幽默，也不聪明！

@孙国升?赞同孙总观点，的确企业的发展和收益与政府的政策存在正相关，政治不属于企业的的职能范畴。但企业的发展需要获得内外部环境的制约，企业动态竞争优势的获得和静态竞争优势的持续提升，要求企业即远离政治，又要关注政治，有时政治会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3

 

@刘滨?谢谢刘滨同学的反馈！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确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而政府是影响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和政治的关系浑然一体，很难界定清楚，而政府有效控制稀缺资甚至是不可再生资源，还有政府政策扶持和战略信息的获得。而王健林“亲近政府”的做法正为万达攫取上述各种资源的最有效方式！既然政府在企业生存和发展中的起决定作用，所以，我认它是一个“调节变量”。这一观点与刘滨同学有点不同。     另外，想让万达完成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王健林能在商政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已经说明他是怀揣绝技的商界高手了！ 3

 

@酱油小匣子?，@奭旻?：同意王霞和奭旻有关＂在市场调解和政府管理中寻找动态平衡点＂。从今天的中央新闻中得知国家加大对空气污染的控制，其中最为最要的消息是今后北京地区的出租车将采用电动汽车，所以对车企和相关企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当今中国的市场上，一定是在有效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动态调解中找到平衡点。为此，亲近政府，以及时了解政府政策的调整极为重要！ 4

 

孙国升

我的观点是：政企关系与企业发展存在正相关，政治不属于企业职能范畴，企业应做好自身定位。政府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对作为经济组织的企业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政府的信任、支持和合作可以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政治环境，促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可以说企业的发展与其和政府间的关系存在着重要的正变量。然而对于企业来说，其终究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其所从事的活动都应该围绕其经济组织的身份进行，政治作为对社会治理的行为无关于企业职能，不当参与定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刘滨?，刘滨第一条微信：
关于‘’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论调，比较赞成，亲，企业要考虑三种变量的关系，了解政府宏观政策与微观经济怎么结合，企业怎么更好的服务用户，怎么为社会创造价值。更好的为员工创造收入福利。清，与政府部门沟通要有边界，要清楚。与政府合作是为了更多创造社会价值的方案和效果 2

 

@曹国钧~国药集团~北京?，谢谢曹国钧的评价，要积极与外部的沟通，也要做好与政府的沟通，形成良性互动，为多方共赢形成一个有效的沟通机制。同时也要把握好界限，从而避免很多不必的误会。 3

 

刘滨

刘滨第一条微信：
关于‘’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论点，我比较赞同。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主要。以计划经济形式开展国民经济活动，政府看的见的手起着决定性作用，此时出现严重的‘’国强民弱‘’状况，形成国有一支独大的局面。作为民营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牢牢抓住政府的‘’大腿‘’，势必在亲近政府的同時，自然而然被政治所羁绊，被政府左右。改革开放后，通过三十几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得到巨大发展和国有经济齐头并进，具有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近年来，通过政府的不断简政放权，以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民营企业更多应该研究怎样不断提高自身竞争能力，不断提高企业自身创新、管理、研发、市场等能力。该理论模型自变量为亲近政府的行为，中介变量为获得政策资源，政府补贴等，调节变量为企业自身能力，因变量为企业成本、利润以及管理模式等。为此企业应积极利用外部政策环境和市场机遇等因变量条件，而不是通过所谓的亲近政府，或亲近政府官员去获得不正当利益。这样不但会助涨贪污府败事件的发酵，更为严重的是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破坏了经济秩序，挠坏了人心，使社会道德整体败坏。因此，我认为‘’亲近政府是企业要了解知道政府所需所想，知悉政府的政策法规，而远离政治是企业做为市场主体的应有定位‘，不要干预政府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不要过多涉及政治立场和持过多的不同意见。正确分清"亲”和“清” 1

9:59

 

刘滨的第二条微信

基本赞同叶伟同学对王健林个人评价。王健林及其万达
这个企业必然和政府有说不清道不尽的关系，和各级政府关糸错中复杂。而这个关系也许更多维持在政策利好，政策走向，以及其垄断性资源等方面来为自身企业谋利，使以最少投入，博取最大利益。作为商界大咖和曾经的国内首當，深谙政治与经济之道，左右缝源懂的取舍，平衡好各方面关糸。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应充分利用商界、政界等外部政策、市场环境等因变量情况以及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研发、管理、创新等自变量特点，灵活机动，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拓与政府全方位共赢的合作。为政府所想，为政府添光添彩，为企业发展造势，为股东员工谋利，形成多赢和谐的良好局 2

 

谢谢叶伟同学的观点！
我也认同王健林“亲近政府”的做法是为其企业攫取更多价值和更好资源的说法。因为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以及资源配置中掌握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的一个政策和文件能给企业带来兴旺，同样一个政策或文件也能使企业走向消亡。企业如果处理不好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企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严重制约，甚至导致企业破产或消亡，企业其自身因变量的作用不可小觑。王健林抓做了历史机遇，顺势利用好了各种关糸，利用政府所需，亲近了政府。在政治上保持清醒头脑，极识时务。辩证处理好了经济与政治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李梓瑜

对于王健林关于企业如何处理好政治关系的这句话：“亲近政府 远离政治”，我的观点是：战略上可以借鉴、战术上不可拘泥于此，要从企业自身实际出发灵活把握。我的理论模型是：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来剖析其因果背后的机制：1.天时。每个企业的迅速成长与发展都有符合当时时代要求与趋势的这一因素，所以时期与时机对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王健林的万达也正是因为踩准了每个时期的每个节点才得以迅速的规模化扩张，成为行业龙头，包括王健林说的这句话也一定有其时期背景的。例如：在万达发展的早期与其发源地政府的紧密合作奠定了未来万达发展的基础，也为后来万达与其它地方政府的交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地利。王健林所处的地产行业与政府、政治必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否则很难在此行业取得相对优势。因为地产行业的上游土地供应绝大部份来自政府，而政府所做的行为即是政治。例如：王健林的万达在大部分开发商抢占住宅市场的时候，由于和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才得以拿到有地理优势的土地来开发商业地产，从而异军突起，形成核心竞争力。3.人和。从王健林的万达在地产行业的市场规模来看，是规模巨大、行业领军的龙头企业---作为掌门人的王健林任何言行都会具有强大的社会效应，所以他所说的必须符合社会的正面期望。例如：庞大的规模必将改变博弈参与方的心态与地位，事实上庞大的规模使得万达的品牌效应、人财物的凝聚力都成倍数放大！所以自然人和程度要远远高于一般同行业企业。综上所述：王健林的这句话可能是对于社会的现实的正面引导；但是好像与万达真实的成功路径不太相符。 1

 

赞同@ls  i6 plus?李松同学的观点：“这又是一句充满中国特色的语录。亲近政府，就是要与政府保持一致，充分利用、尽快了解政府的资源、政策、发展方向，一心做好企业。远离政治，首先要远离权力的寻租、更不要参与到权力的分配。但是，在实际上，政府与政治要想区分的非常清楚也是不容易的。政府是一个抽象概念，我们还是与具体的人打交道。既然是与具体的人打交道，就非常难以把握分寸和度，得意时千军万马、失意时身陷囹圄。远有胡雪岩，近有徐明。远离政治亲近政府只能作为一个原则，时时刻刻给我们以警醒。”                                    政府和政治密不可分，政府是由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和政府亲近势必形成和政府具体人员亲近的现象。而政治都是由具体参与人的博弈而形成的博弈局面，所以在现实中的每一局势的把握上是很难厘清政府和政治的近与远，只有在某些重要节点上的取舍，来取其轻重近远。                 李松同学的观点启发了我对于王健林的“亲近政府 远离政治”的另一理解：这句话本身的逻辑顺序也是很严谨缜密的，因为一定是先有“亲近政府”作为事业的起点、获得先天优势；成功后一定“远离政治”才能明哲保身，激流勇退。 2

 

感谢@石明?同学点评我的观点！石明同学提到的“善谋者谋其势，势成则事成”。在前半句中，“善谋”是自变量，“其势”是因变量；而在后半句中，“势成”是自变量，“事成”是因变量；所以在一个事物进化演变形成的过程中自变量和因变量不一定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            例如，企业的业绩与政府的关系中，两者都既可以是自变量，也可以是因变量。因为企业业绩突出，必然得到政府关注，政府关注可能会成为与政府良好关系的起源，良好的政府关系又会促进企业业绩。 3

 

对自己第三条微信的修正与补充，之前忽略“中间变量”的运用：“善谋”是自变量，“势成”是“中间变量”，“事成”是因变量。中间变量就像是一个中间目标，一般到达中间目标后，从中间目标到达最终目标的路径是清晰的、可预期的。 4

 

石明

 

石明同学的第一条微信：关于“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句话，我的观点首先是要界定适用的范围，可能更加适用于一个强政府社会，或者说更加适用于比较微观经济事务型的政府。在任何一个国家，企业远离政府都是不现实的。政府往往是各项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法律法规等的制定者，同时监督监管着企业生产的商品及企业提供的服务。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如何充分把握与借助好相关政策对于企业的未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如何制定、实施和调整企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战略，确定新的研发方向和服务内容，更进一步说，如果能够有效的把政府的阶段性目标与企业发展的目标相结合，将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模型的自变量可以设置为亲近政府的行为方式及内容，中介变量为企业的战略确定、经营模式及政策红利，调节变量为企业自身能力与规模，因变量为企业业绩、盈利状况及政府政策效应。 1

 

石明同学的第二条微信：同意@李梓瑜 观点，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一定是企业成功必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善谋者谋其势，势成则事成。谋势就是对潮流的认识，对趋势的研判和对方向的把握。就王健林而言，与其同时代、同行业的企业家不乏其人，但万达的商业地产模式的确是与众不同、另辟蹊径的创新模式。他本人对“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句话的进一步解释是：“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场，搞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我也不赞成远离政府，在中国我觉得远离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党，显然太假了。”我个人认为王健林所说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可谓深谙中国国情的公司生存法则。 2

 

石明同学的第三条微信：政府环境构成了企业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及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与政府关系是非市场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通过接近和发展与政府的特殊关系以便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作为开放的系统，任何企业及组织都需要从外部环境中或其他组织中获取其所需要的资源。需求资源的一方就会对控制资源的一方产生依赖。通常，资源越重要、越稀缺、越不可替代，控制资源的一方自由裁决权程度越高，并且依赖程度就越高。 3

 

赞同雪峰同学的观点，您的以商会名义形成合力与各级政府沟通协调的建议的确是好建议，实现了从“私对公”、“个体对政府”的亲近到“公对公”的转变。商会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既可以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等方面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服务，也可以促进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集中反映企业的意见和要求，解决单个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有效的达到了“远离政治”的作用。然而，现如今商会的作用还没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也未得到大多企业的认可，商会还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缺乏为企业解决问题的手段，企业的重要决策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依赖于政府。但是，相信随着各级政府对商会组织的不断重视和支持，商会作为第三方组织的良性互动的桥梁纽带、行业管理与引导等职能与作用将日益得以发挥，进而使得商会的凝聚力和权威性大大提高。 4

 

赵焱

赵焱的第一条微信：在我国当前的体制下，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资源的管理及配置者。“亲近政府”，可以更及时的跟进政策动向，对企业自身发展战略进行适当的调整，以期微观目标与宏观策略的匹配，也可以获取整合各类资源支持（如引导基金、政策补贴、税收优惠、合作机会等）；“远离政治”，从两个层次讲，一是不以不正当途径维系政商关系，一是不以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影响政治决策。自变量：与政府沟通的目标、方式、频率等。因变量：主营业务收入、利润、补贴收入等。调节变量：企业所在行业、规模、盈利模式等。控制变量：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的文化、管理水平等。 1

 

赵焱第二条微信：同意@陈庚?同学的观点，“应避免通过权力运作带来商业诱惑，这是一把双刃剑”。
在政府兼具监管及资源分配职能的基础上，企业家会希望政府能够有更多资源的惠及、利益的倾斜，然而通过何种途径、达到何种目的，实际上而言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家的个人理念。有企业家认为唯与官员利益交换方能有更多保障，但也有企业家能够为自己划定界限，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的这项选择，也将极大的影响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的文化的塑造，影响员工以什么样的价值为优先选择，广泛而深远。 2

 

赵焱第三条微信：有感于维迎老师对政府管制的评价以及林老师对“有为政府”的论断。我理解，在当前中国实际政治经济条件下，现有的政府的管制是存在着在效率方面或腐败方面的成本，而这是当前阶段社会运行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完全放任市场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无序及成本浪费。结合本次论题，我理解与政府保持沟通，即是企业的需要、也是政府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仅有“政商勾结”一途，这也是我们与行业监管机构沟通多年的体会，企业自身规范、能够创造价值、能够推动行业发展，也是获取政府支持的重要方面，未必就需要“利益交换”。 3

 

 

蔡奭旻

蔡奭旻对王健林所谓企业要“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评论：一、所谓“亲近政府”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成熟市场经济中，法制健全，竞争有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市场主体，企业须关注的是消费者而非政府，有事找市场不用找市长。在当前我国尚未健全的市场经济中，政府掌握大多数关键资源的配置权力，企业不得不找政府，不拉关系就难被了解，难以获得资源机会。土地、信贷、直接融资、牌照等关键资源无不如此。这是当今中国企业境况的普遍写照。二、所谓“远离政治”先要厘清“政治”的多重含义。如果政治是指权力分配、官场是非、权钱交易，则企业必须远离，徐明、肖建华之流殷鉴不远；如果政治是指大众之事、社会正义、民生关切，则企业不应逃避，企业要“讲政治”就应讲这些。如果政治是指超越金钱利润之上的价值，则是众多成功企业的追求，任何伟大企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都会坚守企业的社会责任，着眼改善人类福祉，积极参与民众政治。谷歌、脸书、特斯拉等伟大企业，在获得巨大市场成功的同时，都投入巨资用于开发不能带来利润回报、却能开辟人类新边疆的众多科技风险前沿项目，致力于为全人类造福。三、模型：自变量1.en:亲近政府或市场而获得的各种经济资源；自变量2.pn:亲近或远离政治而获得的风险或动力。因变量1.ve:经济价值、市场利润；因变量2.vp:超越金钱的普世价值、提升竞争力的道德优势。设：ve vp=f(en,pn),求（ve vp）的最大化。    1

 

蔡奭旻对王霞观点的补充与引申。王霞同学关于“政府的宏观导向代表'势',企业的微观运营代表'术'”的观点，很有启发价值。我以为：政府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宏观调控，确实可以提供强大的外势。但势有良性、劣性之分：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经济发展阶段、国情民意要求的，就能构筑良性的“势”；混淆政府与市场边界，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就构成劣性的“势”。好的政府指导，必须营造良性之“势”。同理，企业运营之“术”也有两性：符合道义之术，指引企业合规竞争、遵纪守法、保护环境、珍视信誉，增强企业竞争力，使其基业常青。不合道义之术，诱使企业唯利是图、短期行为、越界犯规、恶性循环，难以获得长远利益和竞争优势。因此，政府良性的宏观产业导向和企业符合道义的微观运营之术，两相结合，才能建设“好”的市场经济。欧洲日本很多“百年老店”，就是很好的证明。而做为反例，乐天集团并不典型。 2

 

蔡奭旻的第三条微信：感谢王霞同学给我的反馈。王霞关于“在市场调节与政府管理中寻找动态平衡”的观点，是对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之边界问题的深化见解。我认为：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两者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缺一不可，关键是合理分工，动态平衡。国企和民企，都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通过市场或政府，获得资源配置，进行运营，其目标是创造经济效益和利润，同时创造社会效益和价值，增进人类福祉。 3

 

李冰潭

在我看来，“亲近政府”是指企业应与政府建立高效合理的沟通关系，在政府的监管体系下合法合规地经营企业，并时刻了解政策导向，将其与自身的禀赋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实时调整战略选择；关于“远离政治”，我认为“政治”在此表述中是指政府的格局分配及治国决策，企业不应过度参与或试图操控这一过程。 1

 

关于模型的设计，我的初步想法：政商关系嵌入度（调节变量）促进/削弱了企业核心竞争力（自变量）对企业业绩（因变量）的影响，即企业核心竞争力对企业业绩的预测作用会随政商关系嵌入度的变化而改变趋势；控制变量为企业外部制度环境和企业所在的行业类型。 1

 

同意雪峰同学的观点，企业单纯依靠利益关系和政治人脉获取短期利益的行为非常危险，可以参考徐明和黄光裕的案例；从政府的角度考量，不健康的政商关系亦会阻碍社会发展。因此企业基于自身的禀赋优势不断发展核心竞争力，敬畏和相信市场，与政府精诚合作，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才是长久之计。 2

 

赞同匣子同学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阐释，有为政府因势利导，企业顺势而为，在有效市场中成就自身；关于如何界定“红线”的问题，在我看来，在有效市场的力量下，政商关系也是流动和不断发展变化的，企业应恪守与政府“有交集而无交易”为道来应对这样的变化。 3

 

王雄伟

王雄伟同学的第一条微信： “亲近政府 远离政治”的热烈讨论，这几天我认真阅读各位同学的观点，并体会大家在处理政商关系的一些体会，我的观点是：
1、亲近政府（或者说“靠近政府”），与政府建立高效合理的关系，并保持良好的沟通，与政府官员保持正面接触，及时了解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扶持导向，通过优惠政策来支撑企业更好生存发展。通过与政府的近距离接触，实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真正落地，亲近政府是亲近有为的政府；
2、远离政治，不与官员搞派系斗争，不与官员搞利益输送，企业家不参与政治，做好企业，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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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雄伟同学的第二条微信：同意@金莉?自变量为企业家，企业产品，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的文化。因变量是企业业绩，社会发展推动及影响力。中介变量是市场，调节变量为政府及政策，控制变量为企业成本费用，技术优势，效率等。一个业绩好又有较大影响力的企业，一定和这个企业的领导者，和企业所提供的优质或独特产品以及企业所倡导的文化分不开。了解政府所需，不仅每年建设50多个购物广场，而且倡导健康快乐生活方式，已签约17个万达文化旅游城:“万达城，欢乐行！"   2

 

王雄伟同学的第三条微信：同意@李冰潭，有为政府因势利导，企业顺势而为，在有效市场中成就自身；认同企业应恪守与政府“有交集而无交易”为道来应对这样的变化。 3

 

刘东

王健林“亲近证府，远离政治”的说法大谬也。政治是维护统治、社会治理的行为；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威性的表现形式（百度百科），两者密不可分。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必然产生廉洁高效的政府；肮脏污浊的政治环境，必然产生腐败乱权的政府。如果商人（当今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力量）都远离政治，不参政议政，不为改善政治环境及营商环境而努力，政风日下，政府腐败暴虐，这样的政府能亲近吗？子曰“危邦不居”矣！如果商人积极参政议政，推动政府不断改革，完善政商环境，构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政府，这样的政府不需要亲近，它会亲近广大人民群众的！西方的民主政治，相对廉洁的政府，正是企业家们、商人们等多年来参与政治、不断斗争博弈的结果！所谓“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也正是中国企业家的悲哀吧！中国当前的政商关系没法构建模型！刘东  1

 

@奭旻?同意你的观点！亲近政府在中国是不得已而为之，远离政治在中国是不得不为之！一是为了获取支持与资源，二是为规避风险！但，这里有矛盾！因为政治与政府不可分，所以收益与风险并存！刘东  2

 

@刘勇进（石材幕墙行业的领导者）?谢谢勇进兄！政府就应该为企业家等服务，为纳税人服务！如果政府异化了，企业家应该用脚投票，而不应该热脸贴冷屁股！ 3

 

李睿

观点：

1、企业和政府都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只是企业和政府的组织目标不同。

2、企业一般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

3、政府，即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政府是维护国家安全、消除社会隐患、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国民生产能力、优化社会结构，研究社会现象的特殊机构。

4、政治，它指对社会治理的行为，亦指维护统治的行为。政治是各种团体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尤指对于某一政治实体的统治，例如统治一个国家，亦指对于一国内外事务之监督与管制。政治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社会力量。这个词一般多用来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

 

5、王健林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可以从两阶段理解。亲近政府指政府作为影响企业盈利的自变量之一，应该好好研究。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投入不同的精力来研究维护政府关系。区域企业、全国性企业、跨国公司……随着企业经营范围、规模、涉及的行业增多，需要不断提高研究投入的比例，包括各个国家、各级政府、各个行业监管部门的各项政策、政策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可能的变化。为企业的发展找准方向。

远离政治指政治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某种行为，相对于政府是一种人治和短期行为。由于政府和企业的组织目标不同，政治的目标和企业的长期经营目标很少趋同。

 

我很赞同刘东同学的意见，中国传统的阶级划分“士农工商”，企业家一直是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随着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家的地位也相应的渐渐提高。近年来企业家积极的参政议政、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政府决策。亲近政府，不仅仅是要被动分析接受，还要主动的影响推动。

 

古今中外伴随着国家发展的大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企业，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洛克菲勒，互联网时代的谷歌，日本二战后重建的丰田、本田；中国地产市场开发后的万科……都是紧密结合国家当时的形势，亲近政府发展起来的。和政治挂钩，进行权力寻租导致昙花一现的企业更是比比皆是。企业想要长远发展，还是要结合国家的发展趋势，不要贪图眼前的政治带来的利益。

 

刘勇进

@东哥（刘东）?我个人认为刘东博士的观点很有意思！王健林同志他敢拍自己的胸脯说做到习总书记要求的“亲”与“清”吗？本身“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就是伪命题，因为两者没有明晰的界限。刘勇进 1

 

我认为习近平同志的观点与我的观点类似。习近平同志他妙用“亲”“清”两字阐明新型政商关系。习近平说，对领导干部而言，“亲”就是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来说，就是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刘勇进 2

 

我的观点补充：真正的企业家，也必须是个良知清澈爱国的政治家。比如明中叶的王阳明，亲眼目睹了现实的污浊，并对此痛心疾首，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去拯救世人，达到天下大治的境地。又比如曾国藩在如此黑暗腐败的清朝末年，几乎用一己之力，延缓了清政府的灭亡，被称为“中兴重臣”。

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刘勇进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