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2014年第064期（总第1159期）
背景介绍：2014年8月25日至26日，亚洲开发银行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亚洲发展评论》2014年年会在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斌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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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是否还能持续？
过去十多年，中国经历了出口的连续高速增长，但近期增速出现明显放缓。2002年，中国总出口额为3260亿美元，到2013年达到了2.2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7%，远超过中国的gdp增长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分阶段来看，出口年均增长率在2002-2007年是28.9%，2008-2013年下降到了11.5%，降幅17.5个百分点，而进口在上述两个时期的增长率分别是25.9%和13.8%，降幅12.1个百分点，小于出口的降幅。这意味着净出口增速的下降，拖累了经济增长。
考虑到经济增长对于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上述现象引发的重要问题是：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是否还能持续？中国出口增长的减缓究竟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暂时结果还是中国出口产品本身竞争力在下降？
一、出口竞争力呈倒u型走势。通过分析各种评价出口竞争力的指标，我们选用了市场渗透率（a国出口到b国的某种商品占b国该种商品总进口量的比重）这一指标来衡量中国各种出口品在世界各地的竞争力。出口目的国包括美国、东盟、欧盟、日本在内的14个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将某种产品在各国的市场渗透率通过出口额加权，就可得到我国该产品的竞争力指数；再将各产品竞争力指数用出口额加权，就可以得到我国总的出口竞争力指数。结果显示，我国总体出口竞争力走势大致为倒u型：在金融危机开始后突然下降，随后从2010年中旬到2012年又出现更缓慢但持续时间更长的下降，2012年之后的渐进回升还不能改变整体趋势。除了东盟、澳大利亚、巴西、沙特和南非这几个地区，中国在其它地区的出口竞争力都在走弱。
二、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从理论分析可知，出口竞争力取决于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又受到生产成本、贸易成本、生产率和真实汇率的影响。将我国各产品出口竞争力指数对真实工资、贸易成本、单位劳动成本和真实汇率进行回归，可以发现贸易成本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出口总竞争力下降0.304个百分点；实际工资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出口总竞争力下降0.06个百分点；真实汇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人民币升值），出口总竞争力下降0.01个百分点；单位劳动成本（与生产率负相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出口总竞争力下降0.024个百分点。可见，贸易成本和工资是现阶段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中国加入wto以后贸易成本下降给我国出口带来的红利已经基本消失，这导致了我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平均每年上升约10-15%）也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从需求方面来看，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都在不断增长；其二，从供给方面来看，青壮年人口比例在下降，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
三、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预测。基于2002-2014的月度数据以及悲观、乐观情形的两种假设，我们通过一阶自回归模型对贸易成本、单位劳动成本、汇率和生产率这四个自变量进行了预测，然后计算出口竞争力。在乐观情形下，增长趋势将持续，除了日本外，我国对其它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会增强；在悲观情形下，增长趋势不再持续，除了东盟和韩国外，我国对其它国家的出口竞争力要么不会有任何增长要么会减弱。
综上所述，近十年我国出口竞争力大致呈倒u型走势，我国出口竞争力减弱的趋势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体现，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是我国出口竞争力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我们的结论是，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出口拉动增长的模式已接近尾声。
黄益平：中国的金融改革如何影响产业效率？
中国金融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但在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之间，有关金融改革的内容、步伐和次序均有很大争议，因为不同的改革力度、改革次序可能带来不同的影响。例如，资本账户开放会提高金融部门的效率，形成有弹性的金融体系（如本世纪初的智利），但也会增加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从而可能加剧经济周期，甚至导致金融危机（如上世纪90年代的印尼）。为了达致共识，需要对金融改革的影响进行量化研究。
本文将外资银行进入对于工业效率的影响作为分析金融自由化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许多外资银行在经济改革的早期进入中国市场。到上个世纪末，外资银行已经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超过100家分支机构和代表处，但它们还不能开展人民币业务。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政府同意四年内在一些指定城市放开外资银行从事人民币业务的限制，并从第五年扩展至全国所有城市。这为我们分析金融开放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实验。
理论上来说，外资银行的进入可能会产生以下两方面的影响。其一，在发展中国家，国内银行的低效率和银行间较低的竞争性会导致较高的借贷成本，以及较多的融资约束。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加剧银行间的竞争，提高信贷供给量并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其二，外资银行网点一般较少，信息相对有限，高额的信息获取成本会促使外资银行仅贷款给赢利能力强的企业。这就会产生“吸脂效应”，即外资银行把赢利能力强的企业吸引了过去，对国内银行和其它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我们将单位从业人员产出、资本劳动比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一系列控制变量，以及区域内外资银行贷款的可获得性等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外资银行贷款的可获得性对于企业运营状况的影响。
结果表明，对于整体工业企业来说，外资银行的进入确实有助于提高人均产出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这种金融开放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影响差异巨大：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于私营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有着负向影响，对于外资企业则影响不显著。
为了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分别加入了一些虚拟变量，比如是否大企业、是否高固定资产比例（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是否存续时间长以及是否高利润。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后，规模越大、固定资产比例越高、存续时间越长的企业生产率提高越多，这进一步说明了“吸脂效应”的存在。这些企业是银行的优质客户，他们在外资银行进入后能够获得更多信贷支持以及更优质的银行服务，从而为技术升级、设备更新换代提供了资金保障。
上述研究对于金融开放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一，外资银行进入对于工业企业整体绩效的影响为正，说明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放宽对于外资银行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限制。其二，外资银行进入对于私营企业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外资银行的进入确实有助于加剧银行间竞争，缓解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私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迫使国内银行进行改革，提升管理绩效。其三，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会产生不同影响，说明改革确实是把双刃剑，金融自由化改革应该逐步进行、渐进推进。
（袁东整理，唐杰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