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讲座】中国经济观察第十一次报告会 -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

整理：宁静

    2007年10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观察”第11次报告会在万众楼二楼举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宋国青教授、卢锋教授出席并发表了主题演讲。包括bimba mba（bimba）学员在内的300多名听众旁听了会议。

    会议之始，卢峰教授概括介绍了“朗润预测”第三季度的预测情况。“朗润预测”第三季度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结果相比，在若干指标上，诸如：gdp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和零售总额等的误差都不到一个百分点；但是cpr估计的误差特别大，值得进一步总结改进；出口、进口预测偏低；在利率问题上，低估了央行调节的决心；汇率的预测稍微偏高。新一季度的预测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很好，gdp达到11.3%，cpr比前一季度调高很多，宏观经济专家仍预测我们处在应对通胀的阶段，利率和汇率都可能会进一步向上调整。

肖耿：中国股市的社会、个人风险及回报

    股市里的泡沫，终有一天会破灭，而届时持有股票的个人投资者也会因此而遭受损失，但我们同时要关注，在个人遭受损失的同时，社会是否会得到回报。拿到钱的企业去创造了什么？上市公司的效率是否得到了提高？泡沫破灭给后来的人留下了什么？香港和美国也都经历过数次股市泡沫，但总体上说，在其股市中的投资是有回报的，这说明从长远看，其社会和个人的风险、回报是一致的。相比较而言，日本上世纪80－90年代的个人投资几乎没有任何回报，而社会回报也很难看到。日本在之后经历的十几年的萧条，与其资本市场的效率低下有着深刻的联系。

    目前，我们需要深思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完全有潜力成为全球最重要、最大、最有效率的市场。资本市场的作用，就是将资本放在最有效率的地方，同时解决解决劳动力的问题。中国拥有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目前，中国民工的平均工资为120美元/月，而农民更低。据估计，中国目前还有4亿8千万的劳动力依然处于低效率就业状态。而中国同时还拥有巨额的贸易顺差。劳动力与资本的充分结合需要金融业作为一个媒介。当前中国在很多地方需要政府的投资（如地铁、教育、医疗、环境、能源等），但是由于在一些没有效率的投资领域的投入占用了很多好项目的资源。目前，资本市场面临的社会风险和回报都是巨大的，这也正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

    任何社会都没有完美的方法去处理风险，我们需要让个人、企业、私有行业自行处理风险。因此我们不能够让风险呈现单向，这样的宏观经济状况需要调整。以人民币为例，人民币升值潜力很大，中国通胀很低，老百姓就都倾向于持有人民币，政府需要给人们看到持有人民币的风险，使之感受到双向的风险，使投资规范化，这样就会更有效率的投资，社会风险就会下降。

卢峰：中国粮食价格的走向

    中国今年的cpi指数走高，主要是由于猪肉、粮食价格的上涨。目前猪肉价格在调控措施之下已有所下降，那么粮食价格的走向将是如何？是否还会导致cpr继续攀高呢？粮食价格相对走高，是否说明中国的长期粮食供求有问题呢？

    在过去的3年里，中国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累计过去3年的增长超过15%。在过去的30年中这是非常少有的，这是对之前几年粮食产量走低的回调，今年有理由相信，粮食产量还会继续增长。不过，不同粮食产品之间差异很大：大豆的产量增长趋势大，其他谷物增长趋势很小；饲料粮产量增加大，主食粮产量增加少。在粮食贸易方面，净进口上升，去年粮食净进口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2500万吨，达到消费总量的5%以上；但不同产品的差异明显。中国入世以来的粮食进口有如下特点：大豆的净进口显著增加，其他粮食产品的净进口减小。这与国外粮食价格偏高，中国汇率偏低有关。

    粮食的产量和净进口量构成表观消费量，在不考虑库存的条件下，表观消费量的变动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长期的粮食需求是有着一定指导意义的。1980年到2006年，中国人均收入增加了8、9倍，但是粮食表观消费量只增加了13.8%。总体上，人均收入增长与粮食表观消费量的关系很弱，但是其他因素，特别是产销结构的变化影响很大；比如，人们对于大豆、更高效率的饲料粮、低粮耗动物产品的需求比例增加，导致粮食总需求减少；饲料利用率的提高，水果的需求也对粮食需求有影响。以此推测，今后中国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可能主要来自于人口的增长。

    库存的数据是中国整理报告上十分缺乏的一个方面。中国国有企业粮食购销量值跟库存有一定的关系，我们根据国内的数据和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结合，可以估算出，目前我国粮食库存为3.8亿吨，但由于涉及很多影响因素，这个估计肯定是偏高的。在我国，粮食生产者都有一定的粮食库存，根据历年11月底的调研结果，农户人均库存从1978年的128公斤上升到1998年的662公斤，后来又逐年降到535公斤，并且趋平。农户库存很大，目前约为520公斤左右。粮食价格在1995年达到高峰，进入过剩，2003年开始反弹，2005年再次下降，之后又有显著上涨。几十年中出现了三次粮价周期：改革开放初期粮价下降，农业政策调整后粮价上涨，1995年粮价达到高峰。从中国目前形势看，宏观调控好的话，粮价不太可能在达到1995年的水平。

    中国长期粮食安全保障程度是在增加的，这对中国而言政策含义很大；对这个问题更加现实的评估，可能对于相关问题有启发意义。国际小麦主产国价格过高，会影响中国进出口状况；油价对运费的影响，也会对粮食的贸易有影响。不过，总体上讲，如果宏观货币供应量可以稳定控制的话，粮价持续上涨的可能性非常小。

易纲：美国次级债问题的启示

    当今的世界金融市场上，只要美国、欧洲或者日本其中一个主要发达国家在一种金融产品上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就将是全球性的，这进一步说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虽然此次美国次级债对中国影响有限，但对我们却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美国贷款可以分为优质、类优和次贷。次贷主要是对信誉纪录差、信誉记录不完全或者月收入没有达到放贷标准的人发放的贷款。美国2001年次贷发生了1000多亿美元，2005年最高达到6000亿美元，2007年大大减少。次贷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低利率。次贷容易，促使美国2003年到2006年房价涨得很厉害。这就发生了一个传导机制：住房者即借款人借到钱——贷款人将贷款转给特殊目的公司spv——spv找到承销人打包证券化，然后找到评基公司在市场上出售——买主主要是基金公司和个人投资者。次贷分散了风险，这种机制可以使不够买房条件的人拥有了房子，还将风险分散到了全世界，美国自己只为这种风险承担了一部分损失。但是这种金融创新也有负面的影响，正因为风险分散的非常好，涉及的面就非常广，次贷对世界金融影响就很大。次贷容易后，购房就相对容易，房价下降，次贷形势也随之发生了扭转，次贷拖欠违约比例上升到15%，这种影响也传导到银监市场和股市。一个传导导火索就是评级的下调。评级机构只能建立在历史数据上，房价、利率发生变化后，评级公司下调了1000多支贷款的评级，监管当局也没有早期预警风险，导致次贷发生危机。次贷危机首先在对冲基金上发生了大规模恐慌，股市也随之发生了短期恐慌。

    次贷危机实际是流动性的危机，使得整个信用衍生品的风险议价都提高了，但是规模大幅下降。商业票据不好发出去，主要是玩家缺乏流动性。受到冲击的主要有三种机构：美国按揭贷款银行和公司、直接贷款损失1700多亿美元；购买了次贷衍生产品的银行损失也很大，比如德国的很多银行；靠发行资产支持债券作为融资来源的银行损失很大。美国次贷市场的损失不完整统计为2000多亿美元，各国分担。另外，次贷危机正在渗透到实体经济，主要是通过房价。房价跌，借贷人的房子就卖不出去，还不了款；银行将房子回收拍卖，那么房价就会继续跌；这就导致按房价来计算的借款人的负资产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央行都开始救助，提供流动性，但是注入的流动性都是短期的。

    中国在这个市场上投资很小且策略保守，投资对象信用等级也较高，又是长期投资，所以受影响较小。我国本身有一些通胀压力，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提高了5次利率；而美国要进入减息周期，美联储预计要减息25个基本点；这有可能增加美元贬值的机会，加大了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因此，我们要发展直接融资，分散风险。虽然次贷造成了全球恐慌，但是这种做法确实分散了风险，值得思考借鉴。  

汪同三：社科院宏观经济预测­­

    汪教授谈到，用模型的方法进行经济预测实际上是科学加艺术。根据过去来推算未来，但是过去与未来是有区别的；我们永远是在探寻之中，未能到达真理。他指出，在经济计量学做预测时，我们要尊重概率论的思想。我们更需要预测的，并不是绝对值，而是有没有转折点。我们要在这种质的预测上把握好，才能谈到量。

1，gdp预测

社科院最新发布的预测认为，中国经济持续了相当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应该有一个转折点了，下一个gdp增长应该不到11%。

2，投资预测

2003年开始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以来，投资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从政策导向上一直认为投资增长过快，应该降下去。社科院预测投资的增长会继续下降。目前，前三个季度的增长高于去年年底，但是低于去年同期。

3，消费预测

消费增长速度在2003年之后逐步提高，因为当时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就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我们所谓的消费可以使用两个指标来表征。一种是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来表示的，但是这种表示方法有局限性，因为其中包含了政府消费和生产资料购买，而且没有包含服务消费。另一种是用入户调查的居民消费，即靠抽样调查得来的，但是准确度是一个问题。我们前三个季度靠这两种指标调研的结果相反，按照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调查结果，消费增长速度下降，而按照家计调查的结果却是上升的。

4，cpi

从上半年看，我们现在处于价格上升阶段。我们的价格上升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中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80年代中期、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期和90年代中期，一旦上升后连续上升；另一种是21世纪遇到的价格上升，上升一年后马上下来。那么我们现在是哪一种呢？2003年、2004年cpi上升到3.9%，主要是粮食造成的，因为粮食产量下降。当时对形势的判断很准确，2004年之后，国家积极采取相应措施：2004年到2006年免了农业税，设立粮食最低收购保护价，农民种粮进行指补。随后，农业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物价也很快回落，从3.9%落到1.8%。我们此次的增长，与2004年的情况类似，增长也即将停止并且回落。

5，通货膨胀

我们存在不存在通货膨胀？可能引起价格上涨的因素有5点：成本推动因素（ppi一直明显高于cpi，职工工资明显上涨）、需求拉动因素（货币供给、信贷、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投资增长速度过快、节能减排的要求、国际市场石油和谷物等价格的上升。

6，外贸顺差

2005年和2006年外贸顺差持续上升，顺差大所造成的外汇储备增加，怎么样确保升值是主要问题。政策上准备认同外贸顺差、准备维持并且扩大，有效利用外汇储备赚钱。

宋国青：比价的变化与居民收入的变化­­

    从9月份的生产情况看，与去年12月比增长偏高，与今年3月比偏低，总体看没有严重偏热倾向。价格指数有所回落，主要是食品的短期波动，基本面没有明显反弹迹象。从月度数据看，生产情况6月份猛高，7、8月份大跌，波动非常猛；消费品没有那么大；投资方面较为平稳；贸易顺差的波动较大。

    2002年年初到2006年7月，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比价一直在猛涨，随后下跌。生产资料价格涨得很慢，cpi比2004年高了。生活资料价格环比猛增，值得注意。1992年国民可支配收入中，个人收入占70%，后来一直下降，到2004年为58%，之后还在跌；也就是说国民收入有一半不在个人手中，企业利润飞涨，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份额也有一部分。个人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经过了十年的下降，今年可能会有所改观。企业利润受到上下游的影响，影响个人与企业收入的分配比例。总体上说，农民转移过程中，如果粮价低，农民工就会增多，工资增长就会变慢。企业的利润从逻辑上取决于上游价格，上游比价上升会使工资份额下降。

    从全球的角度，不考虑石油的话，未来上下游比价应该会有较大的逆转，应该会回落。中国受到人民币升值因素的影响，会使生产资料的涨幅较小。如果能够保证国内总通货膨胀率与国际水平一样，那么经过汇率的平衡，可以缓和上游资源的因素。下游的利润没有很大的增加空间，但是上游的变化，有可能带来工资增加的机会。如果生产资料比价和粮价都可以稳定下来，那么个人收入与企业利润的比例会有一定的变化。

周其仁：中国土地改革问题

    经济规律告诉我们，相对价格有巨大变化的时候，人就会行动。我们主要关注靠近大城市的农民的反映，他们手上有地，就开发成没有正规产权的产权房，来获取好处。那么远一点的农民呢，利益如何分配呢？更进一步去看，他们也会做出反映，而且很有趣。

    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政策十分严格，浙江北部帮助农民改建房屋，将重新规划出来的地，一部分进行复垦，进行农业产业化；另一部分将省下来的指标转化为城市用地。对于这种指标转化的方式有很多做法，邹教授进行了观察研究。另一个例子是在成都的邛崃，县财政主体动员农民在自愿的前提下搬迁。那里的农民住的很分散，愿意迁移的农民有几种分类：进入新村、进入镇、进入县城、进入成都。审查通过的人，要签订协议放弃原有宅基地，节约下来的指标就可以出售给有需要的地方。云南大理也有类似的情况。2004年之前，土地指标换来换去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了。将闲散地整合换算成建筑用地，或者直接从农民手中获得建筑用地，然后把建设用地指标在地区间买卖；后来这种做法被叫停。

    在地方的这种行为下，有些地方值得注意。这种现象说明在城镇发展中，地方政府在执行市场的功能，于是就对于资源配置很敏感，但是财力有限，搞样板容易，规模难以形成。另外，价格机制在空间配置中有重要作用，这一点在这些行为中有所反映。国家对土地进行管制，那么额度与需求不一定在区域上一致，就出现了供求不匹配，如果将有剩余土地的农村的指标出售给有需要的城市，可以降低城市低价上涨的压力，也可以促进农村改建等。或者在事实上还没有寻求到合理的方式，但是这种现象无疑提出了实际发展中的一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