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拜访褚时健:解决问题是他的生命 -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

领导力

周其仁拜访褚时健:解决问题是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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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时健,一手将乡间小厂玉溪卷烟厂发展为世界级行业巨头红塔集团,临近退休却因贪污罪入狱,人生跌到低谷。2002年,褚时健在75岁高龄重新创业,与妻子开荒种橙,并在十年以后以“褚橙”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亿万富翁。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专程前往云南,登门拜访褚时健,并在随后的《褚时健传》分享会上阐述了他对褚时健精神的理解。本文精编自周其仁演讲,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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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周其仁:

    很高兴今天来到云南大学,和大家一起读褚时健,读《褚时健传》,讨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有很多含义,最早的含义应该是事业家,是能把事情做成的人。在座每一位都希望事业有成,怎么把事业做成呢?

    褚时健一辈子都在解决问题

    读了这本书后,比较深的一点感触就是,要做成一个事,就要不断地解决问题。褚老的一辈子,封面上写着:“莫闲着”。莫闲着就是要做事情,就是要解决问题,要以解决问题作为人生的一个导向。褚老从很小开始就在解决问题。本来家境不错,结果父亲去世,褚时健才15岁,就帮妈妈挑起整个家的重担,那就要解决问题,酿酒、拿鱼,好多都是细致、细小的事。

    但褚时健从小到大都解决问题,他甚至在自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时候还要解决问题。他是解放前的地下党,读《新华日报》成为共产党人,为新中国的建立也做了贡献,但到了1958年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原因是顶头上司暗示他应该把领导名字放在福利名单里,他觉得这跟共产党人的理念不一致。

    于是,他从一个机关干部,到被歧视,去劳动改造。他到了糖厂熬糖,发现锅的厚度不一样,浪费燃料。那时候烧什么?榨完汁的甘蔗渣。他就戴右派帽子解决问题。刚开始那糖厂亏得一塌糊涂,他当右派副厂长,后来就有8万块钱的利润,再后来20万、40万的利润,在那个年代非常少见。怎么来的?认认真真解决问题。褚老背着很大的不公正包袱也要解决问题。

    到了烟厂辉煌的这一段,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他要把烟厂从玉溪市的小烟厂,做强做大,要克服很多体制上的困难。购买新设备要外汇,但当时企业能创造外汇也不能用外汇,因为外汇是国家紧缺物资,只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企业要去创汇,松动它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书里有个细节,褚时健提出,我创造外汇,能不能有一个额度给我们用,创一百块美元,我能用25块。只有第一线的厂长才会提出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25/75分成可以吗?国家拿75块走,留25块给工厂花,因为我进口了关键设备,可以创造更多的外汇。

    最后,这形成一个国家政策,叫“外汇留成制”。当然全国定的时候,我知道没有定成25%,定成20%,一百块钱国家拿走80块,给你留20块,那怎么办?公开在外汇市场买卖,谁要用外汇,出人民币来买,如果5家要,5家竞争。最后就形成了两个外汇价格:一个是外汇留成市场的交易价格,一个是国家拍价。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刺激了中国工业创汇的积极性,直到朱镕基把两个外汇合并,形成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客观上把当时加起来的汇率贬了下来,贬下来就推动中国出口,才有外向经济的辉煌。所以我读这节非常有感悟。

    解决问题靠智慧,还要冒风险

    解决问题不是改变整个国家的体制,如果工厂没有定价权、没有投资权,不能对市场所有要素变动、产品变动做一个灵活的反应,怎么可能在世界市场上立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碰到国家深层次体制的东西。中国的改革不是在北京写文件写出来的,北京凡是好的文件都来自于底层,类似于像褚时健这样解决问题第一线的改革家贡献的实践经验。当然,风险也在这个地方,因为国家正式的体制还没有改,你要先走一步,要闯,要先松动,就带来了很大风险。

    今天看起来,创汇是把不当的价格机制改了。今天有尚方宝剑,十八大三中全会叫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当年没有这个话,中共中央当时还没有达成这样的认知,过去发过多少文件,不是这个精神。所以行得通的同志跟当时体制之间会冲突、会摩擦,会变成你的问题。当年的企业家,不仅是褚时健在这方面吃了苦头,柳传志那也吃过亏。

    柳传志当年就是手里有一个软件,让中文比较快地输入计算机。当时的知识产权认知水平要把它做软件卖,全中国流行,全部拷贝去,不会卖得到钱的。联想的办法就是把联想跟进口的计算机绑到一起卖,一台计算机装一个联想,不单独卖软件,但这样就要去进口计算机,进口计算机就要外汇,当年联想为了这个外汇,差不多跟褚时健一样。褚时健当年就是受过党的严重忠告,违背了当时的经济政策,柳传志差一点,因为科学院党组出来保护。所以解决问题不但靠智慧,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可能把身家性命、名声都搭进去,但历史看得清楚,没有像褚时健这样的人往前拱,我们到什么时候有市场化机制。所以解决问题层次是极其不同的。

    刚才开会放褚时健的讲话,他讲自己是做事情的,不讲他是做事业的,做的事业是别人说的,历史说的,他就是做事。我读来读去褚时健做事,现在看得很清楚,一辈子解决过好多问题,在不同的岗位上、不同的个人经历,无论是荣,还是辱,他一直在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褚时健的生命。所以这本书就值得好好地品味,褚时健这个人好好地品味。

    既然把解决问题跟做事联系到一起,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就看不到问题呢?问题意识从哪里来?我觉得这是事业家、企业家最重要的一个元素。现在讨论工匠精神,褚老是没有这个词,说我就是一个手艺人,手艺人就是匠人。企业家、事业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要看到解决。

    解决问题不是说一说,不是过程过瘾就行,最后要把东西拿出来,什么叫匠人?看他这人看不出是匠人,做那产品放在那里证明他是匠人。看所有做事的人,从小到大有一个行为倾向,就是事情要有一个结果,结果驱动,结果论英雄,结果论成本,不见结果,那就不算英雄。不是说说就完,不是热闹后就完,不是忙活一阵就完,所有这些东西最后要有一个结果。看褚老小时候拿鱼,最后把鱼拿到,拿的比别人多,他这个结果驱动我读下来是非常强有力的,像我们见过所有优秀领域的人一样,不是说的多,不是过程热闹,最后有东西可以放下来,有一个玩意儿,对他自己、对后代、对人生、对社会有一个交代,这大概是一条蛮重要的东西。

    褚时健最大本事是选问题

    结果驱动,做成事,不成不算。如果有结果驱动,就要好好选问题。你看他遭了这么大的冤屈,从牢里出来,马上想再解决什么问题、再做什么事。他想的,琢磨过那一碗米线,算来算去太小了,不值得他这个量级去做,但是他也没有去端太大的量级,他当时那个情况不能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动静,不能再被有名的烟厂聘去,这会有负面的效果,让你做不成事。找一个潜力很大,当时不注意的领域,没有人做的领域,他是认真挑,认真选问题,不能选太小,也不能选太大。

    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个阶段估量,我认为这是褚老最大的一个本事。你看他在红塔山,舞台好大呀,他的权力也好大,但他也是挑他能解决的问题去解决。为什么不把红塔改为白塔呢?我们知道历史上是白塔,文化革命祖国山河一片红才把一个白塔改为红塔。如果褚老要把红塔改成白塔,估计到今天也不会有结果,所以不能挑太大的问题,久攻不下的问题,也不能挑小的问题,要挑实实在在能解决的问题。

    褚老要结果。他不是说我认真了就行,我掏给你们看就行,褚老身上没有这些因素。做一个事要把它做成,就要追求规律,无论拿鱼、熬糖、做橙等等。天下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要把这个道理找到,顺这个道理去做事情,就容易把这个事情做成,容易把自己不能荒废人生、要做事的理想而实现。所以褚老他是非常强的人,同时又是非常谦虚。

    我就看他解决褚橙,刚去包了2400亩地的时候,第一个环节就是水,水果水果要有水才有果,常识吧,可是这句话讲到此为止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云南在哀牢山怎么解决水,大家看看这本书关于水的解决过程。我读了以后是非常受教。我们虽然不干这一行,干哪一都行可以学这个劲头。褚时健其实抓到了中国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通常认为中国人多地少,错了,中国水少,中国只要有水,很多地方都是好地,新疆大片的地,就是水,水的问题解决了,很多土都是好田好地,但是我们解决水的能力的人,有办法很好解决水的能力的人,比能够开荒的人要少得多。褚老一上来就想,当然他过去跟烟打过交道,小时候接过地气,农作物其实是学问很高的一个产品品类,他就进去解决这个东西。

    所以遵从规律是第一点,第二他为什么要遵从规律?他要把事情做成,褚时健精神为什么值得广大学习?我们很多人喜欢说问题,解决问题的人很少,无论哪一个领域,我们流行的思维方式,是把问题说得大到无法解决。我们在这儿调侃,在这儿发段子,耗费生命,不愿意拿精力解决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问题。什么叫企业家精神?我读了褚老这本书,就是解决问题的精神,能力有大有小,机缘有好有差,舞台可能很高,可能很矮,但是无论在哪一个情况下?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要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一点是一点,能解决大的解决更大的。无论哪个行业,这种人多了,这种企业家、事业家多了,我们整个国家往前走才有可靠的基础。

    谢谢各位。

     

    问答:

    主持人:请问周教授,关于褚老的工匠精神,您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周其仁:工匠精神我刚才讲了一个体会,在于结果,要做出一个好东西来。重视结果不是最后表现为多少钱,是这个产品,还有品质,至于市场怎么评价他。你看褚时健做任何东西,都是要从细节入手。因为没有好的东西进去,它不会有好的东西出来,一丝不苟就要从这里,你看那有机肥,最后是褚橙。他为什么对原料这么讲究?选材要严,这就是工匠精神很重要的东西。

    当然我补充一句,现在这个词太热了,在中国一个词太热就会有偏差,作为企业家只有工匠精神还不够。工匠精神常常是一个人,是个体劳动者。要带一个团队实现高品质东西的产出,这要比他自己对自己每一个环节严格还要困难。褚老在褚橙的问题上,很大的任务或者解决问题就这么传递给农户。

    前天早晨也在他的山庄里看,他为什么把农民的设施搞得这么好,住得这么舒服。我很在意你们,你们也得在意我的东西,所以他传递下去,很细致。让那些文化不高的人都要做到,这比他自己的工匠精神还要困难。整个企业,三百人、五百人、一千人、五万人都要体现这个精神,中国的品质才能上去。

    现场观众:我是搞生态农业的,我现在更关心的还是褚时健的创新,我觉得电商不是什么创新,现在这都很普通的。所以这个问题我想请周其仁教授回答我。

    周其仁:抱歉,褚橙还是橙嘛,现在很多地方烟还是烟,太阳下没有什么新事情。但褚橙跟别人又不一样,在市场上的反映、消费者的反映,口味口感上的反映,所以他的创新,不是为新颖而新颖的一个过程。企业家解决问题很大程度上不是为自己解决,是为别人解决问题,为消费者解决问题。消费者到底要什么呢?这个问题是驱动他工作投入,也是驱动他选择要不要创新的一个根本衡量标准。

    为了增加创新要引进新的元素,无论是新的原料、新的管理方法、新的销售方式、开辟新的市场、用新的办法改善原来的做法,这都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含义,还要为服务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很多行业只要品质提高一点,成本控制好一点,不至于今天大面积的产能过剩,不会出现下行当中的局面。

    原创的东西不是将来不要,但这要积累很多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我希望把创新跟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所面对的问题,立志解决问题的意向结合到一起,是它过程当中的一个维度,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虽然现在国家的口号本事大,一喊一个口号铺天盖地全中国在创新,这要当心,企业家还是实实在在地做事。

    现场观众:我很骄傲云南有褚老这样的企业家,我也很担心褚橙或者褚老,今后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周其仁:要带一个团队有很大的难度。农业文明是我们的传统,但传统也不能太顽强,我们原来有公司加农户,大公司组织科研、技术,然后成熟技术变成模块化,训练农民养鸡养猪,非常有成就,1986年就考察过,回来在一些地方试也有成就,但遇到挑战,中国人太聪明,不听你的流程,不愿意按照统一的配方来,18点喂,18点过一刻也可以喂,还有可以多喂一点,庄稼一枝花就是高化肥,现在收入水平提高了,大家对口味敏感了,一口咬下去很多是肥料的问题,怎么传到我们地面上来,能把队伍越带越大。

    一个问题不一定褚老这一代完全解决,我相信褚老精神会在云南这个地方后继有人,家族后继有人,这个地方上的企业家后继有人。你要问我什么多大的风险,褚老已经都快90岁的人了,不会有什么对不起他自己的事会发生,这没有多大的风险。但是一代人接一代人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这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关键看你了。

    现场观众:我是周教授的粉丝,之前看到周教授举双立人的例子,让你感触很深,现在国家做供给侧改革,我们国家的工匠精神没有达到预期的那么好。如果国家把供给侧结构做好了,就可以改变工匠精神?

    周其仁:不要看到中国消费者去买国外的产品就太谴责国内的产业,这也会偏到一边去。因为比较优势,不是说我们所有东西都要自己生产,不是说所有产品都是中国制造最好,至少我不是这个看法,该买的还得好好买,只要你买得起,说明你能从别人身上赚到钱。现在新问题是什么?我们过去大量的中国制造产品出口,赚了很多外汇,之前的出国旅游、出国求学等等这是符合规律的,但现在原来在国际有竞争力的产业面临挑战,品质更不如生产力成本提高得快,这样我们面临着一个危险性,出口能力在世界上工厂的领地在下降。比起来,比如说越南、印度,东南亚市场,包括东欧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人家的成本可能还比我们低,我们上头又够不着,手里有多少个原创的苹果,有多少个航天飞机,还不行,所以中国经济整体看有可能卡在这一段,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个时候就要根据我们成本进展的情况,适度提高中国的品质,增加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

    所以说关键词是两个:一个是品质,在我们已有的水平上提高。第二,还要很好地控制成本,当然除了企业好好控制成本,我们还有一些硬性成本,需要通过改革去控制。如果税收不好好大幅降低,社保缴费率不大幅降低,政府办事的麻烦不大幅降低,那我们也是没有竞争力的。

    所以为什么讲指甲刀,一个去国外朋友回来带给我的,不是中国生产出来的。中国生产好多指甲刀,全世界很大一块的市场是中国,浙江人生产的,非常有竞争力,便宜、低端,但成本低了以后现在就遇到了一个瓶颈,再往上怎么涨。双立人指甲刀就给我很大的启发,朋友送来我就拿来剪指甲,我都65岁了,第一次才发现我的指甲长成这样,不光有一个水平的弧度,立体还有弧度,那指甲刀是双弧度。后来去网页,有三种不同的钢刀,里面有好几个专利,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种体会。

    借你这个问题,在这里说一说,不要买任何人家的东西就紧张,大飞机还得买,航天飞机还得买,该买的得买,但另一头我们该卖的怎么卖,所有中国产业和企业家必须面临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分开吧,把我们的着力点找得更准一点。

    主持人:我们周教授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周其仁:我前天在山上的时候,遇到很早的一个作业长,非常有资历的,跟他聊了聊,又跟别人聊了聊,跟褚时健打天下有贡献的人,所以他对自己在整个集团的贡献,估计就会有所不同,如果要管理团队,这大概是第一难的事。团队就大家一起做事,但人的习惯倾向是容易把大家一起做事当中个人的贡献高估,所以领导团队就要有本事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当年就是这个作业长,因为成就很大,产品很好,卖得也很好,贡献很大,就开始觉得我在整个团队当中地位应该提高。据说当时对话是这样的,他很客气地对褚老讲,你岁数那么大了,少来了,交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使使劲增加一二百吨是没有问题的,褚老当时拍一拍肩膀,这是他的惯常动作,拍拍肩膀,说我们整个褚橙是一个体系,谁来都可以增加一二百万吨,再早的人来增加三四百万吨,但我们是一整个体系,不是一个环节就可以完成这个试验。所以管理团队确实是一个人单打独斗难得多,最重要的是对这个人性,特别是对人组合起来人的人性要有驾驭能力,这是非常难学的。

    所以你创业,哪怕是三个人,中国创业三个人是很好的,但一挣钱就很麻烦了,一挣钱就很难识别谁对这个贡献大,人的习惯倾向都是高估自己的贡献,如果没有对冲的能力,这个团队困难的时候能挺过去,赚钱的时候挺不过去,一定会发生问题。

    要练这个本领不是很容易的,所以你的第一条我先要给你提一个意见,要去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意识。褚老我相信将来对云南的贡献不是褚橙,是他这个精神带出来的一批人,前仆后继地去解决。我们2000多年的农耕文明,单打独斗非常强,到今天的运动比赛,单个人的运动项目都很好,组合起来就很惨了。其实就是缺好的企业家、好的领队、好的教练,这是一个难点,当然这个成长的东西到底怎么搞?可以创业,如果难度再大,还可以到一个好的团队工作一段时间,来来回回体验一个角色。这是中国核心问题,不要以为褚老东西会现成给我们,他是一个精神,一个借鉴,永远会面对自己的问题,因为每个行业、每个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用这个精神、用这个精神的能量指挥我们、鼓舞我们去解决问题。我不知道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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