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普遍肤浅时代的阅读方式 -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普遍肤浅的时代，中西皆同，只是有各种各样的名称而已。在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定义的“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视角下，这是一个“消费主义”时代。在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视角下，这是一个“叙事碎片化的时代”。在赫勒女士（agnes heller）的“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反思”视角下，这是一个“无根的社会”（foundless society）。在“网络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of networks）视角下，这是一个“思维平面化的时代”。在“社会神经科学”（social neuroscience）视角下，或者在两千年中国官僚政治传统和韦伯“政治社会学”的批判视角下，这是一个“情感冷漠化的时代”。

通古博今的阅读方式，精要仍是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释》概括的四项接续互补的要素：“分析与综会，踏实与凌空。容我引用十力先生原文：名相纷繁，必分析求之，而不惮烦琐。又必于千条万绪中，综会而寻其统系，得其通理。然分析必由踏实，于繁琐名相，欲一一而析穷其差别义，则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始能一一得其实解，论主，犹言著者。纵由悬空想象而施设之名相，但此等想象，在其思路中，必非无故而然，况其有据而非空想者乎！此谓踏实。若只随文生解，不曾切实理会其来历，是则浮泛不实，为学大忌。凌空者，掷下书，无佛说，无世间种种说，亦无己意可说，其唯于一切相，都无取著。取著意义极难言，学者须反观始得脱尔神解，机应自然，心无所得，而真理昭然现前。此心才有所得，便是取着境相，即与真理相。违此种境地，吾无以名之，强曰凌空。如上四要，读佛书者，缺一不得。吾常求此于人，杳然无遇。慨此甘露，知饮者希，孤怀寥寂，谁与为论！”在人生最落寞孤寂的时期，王元化向先生熊十力当面背诵这段文字最后两句，先生微笑认可。

在普遍肤浅的时代，我们见到的绝大多数文字，通病是“踏实”不足，也就是说，文字里毫无生命的气象，充斥着苍白的呻吟，或者原本鲜活的句子被网络搬运到无处不在于是丢失了生命体验的“官僚化表达”（套话空话假话时髦话）。若以熊十力的刻画，读者以自身全部生命体验冲击著者诉诸自身全部生命体验的文字，唯以生命相激，才有灵感迸发。然后可谈“凌空”——掷下书，无佛说，无世间种种说，亦无己意可说，其唯于一切相，都无取著。

中国的传统社会，梁漱溟的概括，即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表现为家族的、宗法的、“差序格局”的（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也可说是与孟子所言“爱有差等，施由亲始”的情感模式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我以前阐述过，一般而言，幸福感有三重来源或称三维空间：物质生活的（本质是“逐物而不返”），社会生活的（本质是“深层情感交流”）和精神生活的（本质是“自足”又称为“自由”）。当代社会生活，深层情感交流已退缩到家庭之内（如果还有家庭成员之间的深层情感交流的话），从而普遍可见，当代人的幸福感来源要么局限于物质生活（逐物而不返），要么局限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所张成的二维平面之内。文字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文字从深层情感获得自己的生命。

有鉴于此，我建议的阅读方式，适用于我们这个普遍肤浅时代的，“首先”是直接阅读外文尤其是英文作品，这就尽可能避免了知识供给当中“最劣质”的供给——粗制滥造的翻译。不过，外文或英文作品也是普遍肤浅时代的产物，于是有“其次”的条件，就是尽可能直接阅读经典作品。我们常说“经典作品有强烈的生命力”（生命气象），究其理由，就是因为读者与作者“以生命相激”。这是荣格的符号学原理，符号的生命要素，其一是符号由以发生的“情境”，其二是符号在指号之外从心灵感召而生的“意义”。情境与意义，相辅相成。无生命的阅读，是机械地浏览“指号”。无生命的写作，是机械地堆砌指号。“机械”与“心灵”，古典的二元对立。

文字数量，每日每时，越是“浩如烟海”，人与人之间以生命相激的概率就越是“渺若微尘”。我最常使用的英文文献来自北京大学缴费订阅的十几个学术服务器当中最大的两个：sciencedirect（旧名称“elsevier”）——涵盖大约两千份“现刊”（以往十五年之内发表的和已通过评审即将发表的文献），和jstor——涵盖大约六百份“过刊”（以往百年或数百年之内的文献）。绝大多数是研究报告，堪称经典的不超过千分之一，思想史类的文章不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五，其中令我感动的不超过总数的万分之一。思想史之外的学术文章，绝不意味着不能令人感动。我在课堂上推荐过至少两位经济学家的各自至少一篇学术文章，是令人感动的。

国人如此忙碌，有多少人意识到忙碌的本质是“焦虑”？有多少人意识到焦虑是幸福感（内心宁静）枯竭的最初原因之后愿意在忙碌中停下来想一想自己的生命体验？有多少人明白了忙碌不过是“为人”而不是“为己”之后愿意面对经典“沉潜往复，从容含玩”？

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刊于2017年6月24日《文汇报 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