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mba智库】北大国发院研究发现：国民期望寿命增1岁 人均收入多7% -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

人民网北京5月22日电（王宇鹏）近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国民健康与经济繁荣——基于apec经济体发展的启示》指出，在同等卫生总开支的前提下，政府卫生投入比重每高10个百分点的国家，对应的国民期望寿命平均高半年左右；如果通过健康投资提升国民期望寿命一岁，新增健康人力资本将有助于提高中国人均收入7%左右。

政府卫生投入每增10%国民期望寿命多半年

“国民健康与经济繁荣”课题组组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国恩提出，国民健康是相关“投资”才能获得的结果，这些“投资”包括良好的环境条件、健康的生活方式、遗传因素以及适宜的医疗健康服务。

根据课题组的研究发现，相对于个人医疗支出，政府卫生投入的公共健康促进作用更大、更显著。在同等卫生总开支前提下，政府卫生投入比重每高10个百分点的国家，对应的国民期望寿命平均高半年左右。

若国民期望寿命增一岁人均收入将提升7%

该报告提出，根据中国当前75岁的预期寿命估算：如果通过健康投资提升国民期望寿命一岁，新增健康人力资本将有助于提高中国人均收入7%左右。同时，未来人均卫生服务增长10%，或37美元，将有助于人均收入增长8.7%，约583美元。

刘国恩表示，国民健康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对国民收入的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卫生服务既是维护国民健康的投入要素，又是国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源泉，同时还具有促进就业和个人收入的比较优势，从而更有助于提高家庭消费和国民内需，助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国卫生服务占gdp比重处于相对低位

课题组根据21个apec经济体的观察，其卫生服务占gdp的比重为6.8%；oecd国家的平均占比为10%。中国自2009年国家医改以来，卫生服务规模不断增长，2013年为5.57%，还处于相对低位。

对此，刘国恩建议，在继续完善现行的疾病医学服务体系的同时，必须加速发展健康医学主导的现代大健康服务业。“2013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中国发展大健康服务业提供了政策基础。投资国民健康，促进经济繁荣，应当是新常态下中国发展的优先选项。”他说。

背景：

“国民健康与经济繁荣”研究是基于亚太经贸合作组织（apec）21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数据，旨在对国家经济繁荣与国民健康资本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经济学实证分析，围绕国民健康如何促进国家经济繁荣，国民健康水平取决于哪些关键因素，以及卫生服务业对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这三个问题进行详细探讨。

该研究报告发布于5月19日召开的北京大学卫生经济论坛。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划与信息司司长侯岩、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驻华代表bernhard schwartlander等来自政府、医院、高校和企业的百余位嘉宾出席了该论坛，并对报告内容进行研讨。

以下为《国民健康与经济繁荣——基于apec经济体发展的启示》执行摘要：

国民健康与经济繁荣

— 基于apec经济体发展的启示

执行摘要

研究背景：无论基于国家战略发展还是个人全能发展的视角，经济繁荣与国民健康的关系都是理解和促进人类发展的核心。根据亚太经贸合作组织（apec）21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数据，该研究旨在对国家经济繁荣与国民健康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经济学实证分析。

主要结论：其一，国民健康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是提高一国劳动生产力的关键，从而对宏观经济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其二，国民健康是相关“投资”才能获得的结果，这些“投资”包括良好的环境条件，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适宜的医疗健康服务。其三，医疗健康服务既是维护国民健康的投入要素，又是现代服务业日趋重要的源泉，特别具有促进就业和个人收入的比较优势，从而更有助于提高家庭消费和国民内需，助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政策建言：作为最具潜力的现代服务业，医疗健康服务必将越来越主导21世纪全球经济的发展。国家医改应高瞻远瞩，科学认知医疗健康服务对国民健康、促进就业、扩大内需的全面作用。投资国民健康，促进民富国强，是中国21世纪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优先战略选择。

一、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

无论基于国家战略发展还是个人全能发展的视角，经济繁荣与国民健康的机制关系都是理解和促进人类发展的核心。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源远流长，复杂万千。尽管如此，其中心目标仍贯穿始终：挣脱贫困与疾病死亡。基于人类文明史，不难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健康既是人类发展的根本目的，又是人类生产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本。关于人力资本对生产力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个人的教育与健康水平两条主线发挥作用。有关教育人力资本的研究相对丰富，从而也在国家公共政策与财政投入中体现得相对较好。关于健康人力资本的研究，相对滞后，但近年越来越受到全球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的关注。

从全球经济版图审视，2015年注定是非凡的一年！根据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研究报告，按照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2014是美国称雄全球经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5年取而代之。尽管中美两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有巨大落差，中国步入中等收入的“新常态”发展阶段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若干问题必然是中国要越来越面对的现实挑战，其中主要包括增长速度、增长结构、以及社会保障等三大方面的转型。

比较当前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增长结构不难发现，中国实现内需导向的经济转型具有巨大的潜力，关键在于认识两个重点。第一，发达国家的现代服务业对宏观经济的贡献高达70%，全球平均在60%之上，中国当前仅在40%上下。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家robert fogel对欧美人群长达百年的消费行为研究，医疗健康服务的收入消费弹性高达1.6，远高于人们吃穿用住的常规消费弹性。第二，各国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发展路径必然伴随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其中医疗保障是其增长最快、持续最长的组成部分。2012年，oecd国家的医疗服务占gdp的平均比重接近10%，美国则高达近18%，而中国即便是在2013年，这个数字也仅在5.57%左右。经济学家预测，长期而言，伴随人类收入与健康寿命的持续增长，医疗健康服务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主导产业。因此，新常态下的中国，非常有必要全面、科学地认识人口健康、医疗服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为此，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组成了“国民健康与经济繁荣”课题组，基于亚太经贸合作组织（apec）21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数据，对国家经济繁荣与国民健康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学实证分析，试图回答以下三大问题：

第一，国民健康如何促进国家经济繁荣？

第二，国民健康水平取决于哪些关键因素？

第三，医疗健康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研究实证与主要结果

(一) 国民健康如何促进国家经济繁荣？

首先，根据21个apec经济体的历史数据，我们考证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各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增长情况。研究发现，在1960年的同等收入组中，当年组内人群健康水平越好的国家，其后50年的平均收入增长速度越高。具体而言，人群健康指标分别采用了国内外常用的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以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以期望寿命为例，在控制了其他决定因素可能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后，人均期望寿命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边际影响非常显著，约为10.43-2*0.067*(期望寿命)，并随一国期望寿命水平的提升而逐渐递减。根据中国当前75岁的预期寿命估算：如果通过健康投资提升国民期望寿命一岁，新增健康人力资本将有助于提高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0.38个百分点左右。

(二) 国民健康水平取决于哪些关键因素？

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健康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人类健康水平主要取决于遗传基因、生活行为、环境条件以及医疗健康服务等四大类因素。一般而言，生活行为的影响最大，大约60%左右；遗传和环境的影响次之，分别占15%左右；医疗卫生的干预作用最有限，仅在10%左右。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找到更新、更具有指导意义的一手证据。我们的结果显示：

第一，我们考察了apec经济体的基础卫生设施对其居民健康的决定作用，具体指标为居民能够使用到诸如公共厕所与排污、干净水、垃圾处理等基础公共卫生设施的比例。基于婴儿死亡率为健康指标的研究发现，基础卫生设施可及性的健康作用显著，其边际影响为0.525。以中国现阶段的情况为例，2012年的基础卫生设施可及率为65%，即平均100人中有65人可以使用到上述基础卫生设施。在此基础上，每增加两人的可及率，每1000名新生婴儿中就可能多一个过上第一个生日。同理，我们还估算了公共卫生用水覆盖率的健康效益，其平均边际效益为0.822。具体到中国情况，2012年的卫生用水覆盖率为92%，即100个中国居民中有92人可以用上干净水源，如果平均增加到93人，婴儿死亡率也能因此降低近一个千分点。

第二，在影响国民健康的生活行为中，我们特别考察了在人群层面上易观察、影响广、可度量的健康行为指标，其中发现国民的平均饮酒量对其健康水平具有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仍以期望寿命的健康指标为例，在控制国家间的其他条件下，居民每年平均多饮酒1升的国家，其期望寿命比他国平均要低1/3年（4个月）。根据部分数据的研究表明，吸烟行为对国民健康的影响应该更大。遗憾的是，由于跨国宏观数据关于大众吸烟的信息缺失严重，目前暂不能提供相关结果。

第三，针对医疗健康服务的作用，由于各国卫生服务总量的筹资机制和构成主体复杂，我们专注考察了各国政府投入所占卫生总开支比重的差异对国民健康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个人医疗支出，政府卫生投入的公共健康促进作用更大、更显著，其边际影响为0.05，也即在同等卫生总开支前提下，政府卫生投入比重每高10个百分点的国家，对应的国民期望寿命平均高半年左右。

(三) 医疗健康服务业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根据21个apec经济体的观察，其卫生服务占gdp的比重为6.8%；oecd国家的平均占比为10%。中国自2009年国家医改以来，卫生服务规模不断增长，2013年为5.57%，仍然处于相对低位。参考apec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一个极其关键的宏观经济问题是：不断增长的医疗健康服务业除了促进健康作用外，究竟对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有何影响？为此，课题组试图从三个方面寻求答案。

首先，我们考察卫生服务主要通过什么机制促进经济收入的增长。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卫生服务包括医疗和健康服务两个部分，具有极强的医务劳动密集型产出特征，可替代性小，不仅直接构成经济产出的主要部分，特别还具有高就业、促消费等重要特征。为此，我们具体估算了apec国家宏观经济的卫生服务占比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关系式，其平均边际影响为2.47。以中国2012年为例，gdp的家庭消费构成为34.7%，卫生服务比重为5.4%。如果提高卫生服务一个百分点到6.4%，将有助于促进家庭消费增长到37.2%。再考虑到公共与民营服务的影响差异，我们进一步估算了民营卫生服务的相应影响，发现其对家庭消费的边际影响更高达3.89，佐证了我们关于卫生服务主要通过直接经济贡献和促进家庭消费两大机制发挥作用的猜想。

最后，我们考察了卫生服务业与宏观经济的总体关系。在控制了样本国起始年份的人均收入等因素后，研究结果发现：人均卫生服务水平越高的国家在后期的人均收入增长也更快，其边际弹性为1.225-0.06*ln(人均卫生服务)。以中国2013年为基础估算，人均卫生服务为372美元，人均收入为6695美元，其相应弹性为0.87。因此，未来人均卫生服务增长10%，或37美元，将有助于促进人均收入增长8.7%，约583美元。

三、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正值中等收入的经济转型与医疗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系统科学地研究经济增长与国民健康的关系，将为科学治国提供重要的参考。基于经济发展与健康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该报告特别汇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apec经济体的长期发展数据，对其跨国间的国民健康与收入增长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得出如下三个关键结论：

其一，国民健康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是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从而对国民收入的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二，国民健康是相关“投资”才能获得的结果，这些“投资”包括良好的环境条件，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适宜的医疗健康服务。

其三，医疗健康服务既是维护国民健康的投入要素，又是决定国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还具有促进就业和家庭消费的比较优势。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关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国家医改不仅旨在解决国民看病就医的制度安排，同时还应科学审视对国家宏观经济的全面影响与作用机制。该报告基于apec经济体的发展数据，证实一个基本判断：医疗健康服务不仅是维护国民健康的必要投入，也是促进就业、扩大内需与家庭消费的优势产业，必将越来越主导21世纪人类经济的资源配置与长期发展。作为崛起中的全球经济大国，中国无论从自身发展还是全球发展的视角，对此都不能误判、懈怠，而应积极主动，开展相应的国家发展顶层设计研究，尽早付诸行动。

2015是落实国家十二五医改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中国迈入“新常态”后的始发关键期。纵观经济，盘点医改，展望未来，三点建言。第一，大量实证显示，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是国家解决基本医疗筹资的明智选择。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可以更好满足国民越来越多元的差异服务需求。第二，中国医疗服务供给体系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资源短缺，而是长期行政干预积累所致的人财物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医院的系统性问题，因此医改的重心只有去行政化导向，才可能促进资源的全社会流动，解决医疗服务的长期“拥堵”。第三，在继续完善现行的疾病医学服务体系的同时，必须加速发展健康医学主导的现代大健康服务业。现代大健康服务业在医疗服务的基础上，延伸涵盖了包括促进全民身心健康和康复养老等相关产品、服务、文化与信息等新兴内涵。2013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中国发展大健康服务业提供了政策基础。结合本报告的研究结果，我们深信：投资国民健康，促进经济繁荣，应当是新常态下中国发展的优先选项。

刘国恩，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目前担任北大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英文sci期刊《health economics》、《经济学（季刊）》副主编。此外，他还兼任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国恩教授目前给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emba开设《财富与健康》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