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国:央妈能够管理预期吗? -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

徐建国

徐建国:央妈能够管理预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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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8月13日的央行吹风会,被认为是“8•11汇改”的转折点。此前,市场对汇改普遍持支持、赞许的态度,“8•13”之后则一片批评之声,甚至把后来的人民币贬值也罪到“8•13”头上。在刚刚结束的达沃斯论坛上,imf总裁拉加德也公开炮轰人民银行,指其“不会与市场沟通”,“市场现在一头雾水”。 那么,“8•13”到底发生了什么,市场的观感为何急转直下?

    “8•13”吹风会,主题是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主持人是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邵伏军,主讲人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张晓慧。吹风会10点半开始,首先由张晓慧发言。

    张晓慧发言的要点有五个:(一)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累积约3%的的贬值压力;(二)时间窗口上,7月份的信贷偏松,给人民币带来了贬值压力;(三)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测算,2014年以来人民币累积了10%左右的升值,有贬值的压力;(四)3%左右的贬值压力已经一次性释放;(五)从长期看,人民币还是强势货币,经济基本面良好,中央银行有能力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随后进入问答环节。易纲在回问时首先强调,这次改革后,“整个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一个市场化的机制更有利于长期的稳定”,“波动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经过一个短暂的磨合期,就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固定的汇率看上去很稳定,但是实际上它在积累问题、积累矛盾、积累一些不均衡,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也是不可持续的”。看起来,在易纲的理解中,“8•11汇改”就是一次汇率市场化改革,应准备好容忍波动。

    在回答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的提问时,易纲明确了中间价形成机制:每天早晨开盘前,由报价商报价,报价时“主要参考前一天的收盘价,同时考虑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和这一夜欧美市场的变化”。然后,去掉报价中的最高价和最低价,其余报价的加权平均值就是公布的中间价。报价商是十多家银行,有中资银行,也有外资银行。

    在回答有关外汇干预的提问时,易纲明确了“有管理的浮动”,就是当波动幅度超出特定区间的时候,进行管理,并明确每天的波动幅度是2%。需要注意的是,易纲并没有否认前一天央行进行了干预,但他同时声明,“央行已经退出了常态式的干预”。

    在谈及贬值的预期值时,易纲表示,作为央行的官员,不能“对汇率的水平说三道四”,央行更加注重“汇率形成机制的建设”。易纲提醒说,从“国际收支”、“经济增长”、“一揽子汇率”等方面看,人民币汇率大体接近均衡。他反驳了“人民币要贬值10%,要刺激出口”的说法,称之为“无稽之谈”——2015年1-7月,经常项目顺差190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高达3000亿美元,中国并不需要货币贬值促进出口。

    关于跨境资本流动,易纲强调了“弹性的汇率”是“资本流入流出的稳定器”。简单说,倘若资本要流出,人民币高估的时候更容易流出,因为这时候一个人民币可以换得更多的美元。比方说,贬值之前,一个美元值6.2个人民币,这时候人们要换一个美元,花6.2就够了。贬值后,一个美元值6.5个人民币,这时候人们换一个美元需要6.5个人民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此时资本流出的成本更高,积极性应该下降,这就是易纲讲的“稳定器”。

    关于截至当时的资本流动,易纲认为“是平衡的”。从2014年7月到2015年7月,外汇储备从3.99万亿美元的高位降到了3.65万亿美元,下降了3400亿美元。易纲分析道,少掉的这3400亿美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变成了境内居民和企业的境内美元存款,也就是钱从外管局的账户跑到了企业和居民的账户;二是国内企业对外投资,一带一路建设等,也用了一些美元;三是外汇储备中欧元、日元贬值造成的汇兑损失。

    在被问及中国资本项目开放问题时,易纲强调“逐步实现、有序实现”是中国的既定方针,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而且,在过去五、六年间,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已经大大提高。其实,倘若不是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大幅提高,现在的人们也不用如此担心资本外逃的问题。

    吹风会10点半开始,12点10分结束,持续100分钟,新华网的通稿共9641字。通篇读下来,感觉两位官员中规中矩,精通业务,甚至有学者之风。倘若非要“找茬”,可以商榷的地方大概有两点:

    其一,说贬值空间只有3%,有待商榷。我相信张晓慧一定做了认真的计算,央行掌握的数据或者也比公布的数据多。但是即便央行的计算结果是3%,也不一定要这么说。一来,不管什么模型的结果,都只有参考的意义,而且误差总是难免——算出来3%,实际上是4%-5%,甚至更高,是完全可能的。按照我自己粗略的计算,贬值的空间大约在6%左右。二来,即便对3%深信不疑,也可以不说,或者说个大致的范围就好,以便给政策留下更大的空间。三来,从策略的角度考虑,不妨说一个大一点的数字。比方说,说个6%,甚至8%,这样在3%的地方不用干预,到了6%以后再干预,干预的成本要低很多。

    反观易纲的发言,则一直强调市场决定,不能“对汇率的水平说三道四”,央行更加注重“汇率形成机制的建设”。这样说话,似乎好一点。然而,这就引出了要商榷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何两位官员的表达口径不一致?这样将传达什么样的信号?

    易纲似乎有意支持张晓慧,再回答问题时提到“晓慧刚才也讲了,今年以来,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3%左右”。可是,这和张晓慧的表达还是不一致的,张强调“3%左右的累积贬值压力得到一次性释放,此前的偏差校正应该说已经基本完成”。央行如此重要的部门,吹风会字字珠玑,如此重大的差异,市场不会不注意。看起来,拉加德说吐槽“市场一头雾水”,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

    此外,易纲强调“要相信市场,要尊重市场,甚至要敬畏市场,要顺应市场”。我相信,易纲是真的这么想的。可是在一个相关的问题上,市场不太相信易纲说的话,这就是汇率干预问题。既然相信市场,为何着急干预?放手让市场寻找均衡,这才是真的相信市场。

    在现场,当记者问到央行干预的问题时,易纲并没有否认,给市场留下了默认的印象。倘若没有干预,不妨明确否认。倘若波动加大,再果断出手干预,也属正常。而且,到时出手的点位低,成本要低得多。至于再高位卖出人民币的人,只好自认损失。笔者善意的猜测,央行的两位官员,还是怕老百姓犯错误,把手中的人民币低价抛出,吃了亏。这种“父爱主义”的倾向,一些好心的官员们经常有。本意是好的,效果则未必。

    话说了这么多,还是觉得两位官员专业、诚实,不应苛责。至于后来市场的继续大幅贬值,可能是因为均衡尚未达到,也可能是因为预期太悲观。

    说到“预期管理”,其实人们的预期,由各种因素决定,波动也很大,不是央行这样一个部门能够“管理”的。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复杂变化的环境里,预期管理或许根本就是个伪命题。诚实,或许才是最好的策略。既然央行已经做到诚实,我们也就不用苛责了。

    徐建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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