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东北论坛成功举行 周其仁教授深度解析城市化 -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

    城市化不是一个简单时髦的词汇，而是人与资本浩浩荡荡的流动，它决定着我们人往何处走，钱往何处流。人类城市化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决定性作用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如何体现？

    2013年12月12日，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中信银行沈阳分行协办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emba东北论坛在沈阳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利用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为沈阳几百名企业家和高层管理人员做了深入分享。

    在周其仁的演讲正式开始之前，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黎教授对活动做了简要介绍。他表示，明年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20周年，今年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mba/emba项目成立15周年庆典。经过长期的学术积淀，借着周年庆的契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决定将课堂从北京向外延伸，继西安高端对话之后，沈阳是整个活动的第二站。

    选择城市化这个话题，因为城市化是事关中国国家发展的大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很多政策都与此息息相关。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作为政府最倚重的高校智库，对此有深入的研究，周其仁教授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还称得上中国的改革家。周其仁早年就加入杜润生先生的“农改组”，多年参与起草中国的“一号文件”，后来又对中国的电信改革、医疗改革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如今，他最主要的研究课题就是城市化，很多研究成果已经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当天下午，周其仁教授像上课一样，以系统的思维，学术的高度，同时又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整个人类城市化历史的由来与去向。

    讲座一开始，周其仁教授就为大家分析了很多他观察到的有趣现象，比如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数据不合常规，工业化率远远高于城市化率。然后他又以形象有趣的图表，分析了美国、日本等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人口聚集情况与gdp贡献率，让人大开眼界。他形象地告诉大家，美国看似那么大的国家，其实经济就在这几个“鼓起的经济包”里。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占地面积只有3-5%的大城市，gdp贡献率数倍于占地比例，这背后就是城市化的本质，人口与经济生产能力高度集中。

    大家为什么都要到城市来呢？不是有很多人天天抱怨城市吗？周其仁教授提醒大家，人的语言与行为有时并不一致，很多批评城市化的人，其实就住在大城市里。嘴上抱怨着城市化，脚下却一动不动，甚至还要往更大的城市走。这就说明一个道理，城市化有它不可抗拒的魅力。

    接下来，周老师从分工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人口聚集与知识生产的关系，以及需求集中与基础设施的关系等多个角度，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系统阐述了城市化与人的选择又有什么关系，与经济发展又是什么关系，结论就是一句话：人往高处走，高处高分工，而分工正是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最根本的驱动力。

    但城市化就是一个纯自然的现象吗？人想往高处走就能走吗？走到了能留下来吗？这就涉及到人类城市化的历史。周其仁教授从英国早期对伦敦和周边地区婚礼、洗礼和葬礼的“三礼”数据统计讲到，再到英国相应的遗产分配中的单子继承制度，剖析其对城市化的影响。同时对比中国从战国至今的城市化率，讲中国从古至今的制度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

    最后，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周其仁教授从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讲起，一句“允许农民自带干粮进城务工”如何催生了浩浩荡荡的人口流动。但这看似人类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大潮，很多数据却是“反城市化”的，城市的人口大幅度增加了，但人均土地面积上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却下降了，这其中有什么秘密？今后如何改革才能走向真正健康的，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为此，周其仁教授提出了三个改革方向，一是土地制度要好好改。农村的集体用地与城市的国有用地，不能在待遇上天差地别，要给农民的土地有确权和流转的权力。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分成城里人、乡下人，我们如果不把这个鸿沟填平，将来所有人都要后悔。那个隔阂带来的仇恨，你花多少钱多少力量都难以弥补。第三就是行政机制要按人管理，而不是按传统的行政区划管理。

    演讲最后，周其仁教授又特别分享了日本东京的再城市化运动，传统的城市化仍是基于人口的横向移动，东京对人口的垂直移动有很多探索，非常值得中国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思考。

    演讲结束后，周其仁教授又与现场听众互动，就城市化率的统计问题，房屋70年产权问题等，一一解答大家的疑问。

    最后，周其仁教授、张黎教授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与会的emmba校友合影留念。

    讲座结束后，辽宁校友会与全国各地来沈阳参加论坛的校友聚会，并借机召开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辽宁校友会年会，以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东北校友会筹备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