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mba：智库中的商学院 -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

【题记】2018年是bimba创立20周年，《中外管理》杂志作为中外管理领域的知名刊物和时代同行者，特别推出了一期封面文章《bimba，企业家精神的唤醒者》。由于个别信息的更新，也为了更好的微信阅读体验，文章内容相对于纸质版有个别细节的微调。感谢《中外管理》对bimba的关注和撰文。

策划：杨光 陶小然
采写：本刊记者 陶小然 谢丹丹 朱冬 庄文静

1994年，42岁的林毅夫拉着张维迎、易纲、海闻、张帆、余明德等一批海归青年在北大未名湖畔的朗润园里创造了他们的乌托邦基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8年改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后来这些青年学者都成长为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搅动了中国改革近30年的江湖。

4年后，即1998年，就在朗润园里，他们又携手创办了中国最好的国际商学院——北大国际mba，后来对外改名为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依旧简称bimba。经世济民，北大情怀，中西合璧，知行合一，开中国商科教育风气之先。

1998年6月29日，美国前商务部长william daley先生及林毅夫教授、梁能教授为北大国际mba项目揭幕。

时至今日，林毅夫已经连续两届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并于2008-2012年间担任4年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世行归来后又成功创办新结构经济研究院；当初的联合创始人易纲已经成为新任的中国央行行长，同时继续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海闻曾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在推动北大创办深圳研究生院和汇丰商学院的道路上战功卓著；张维迎一度从朗润园转战到光华管理学院担任多年院长，2014年又再度回归北大国发院朗润园，不过，张维迎更大的成就不在于行政，而是为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经济一次次振聋发聩的呐喊和极具学术功力的论证。

在bimba商学院创建时，1995年回国的周其仁也是核心团队之一，这位当年九号院的杰出青年，将学术的逻辑与改革的现实一次次深度结合，对中国的电信改革、医疗改革、农村土地确权与流转、城镇化等诸多重大议题发生过巨大影响，堪称国宝级的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大门

20多年间，海归学者、国内外政要、顶尖经济学家、北大莘莘学子，来这里的人无数，但每个人进到这个院子，心都会不自觉安静下来。除了教授办公室门上个头极小，却如雷贯耳的名字，你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商学院特别明显的印迹。这里更常见的只有玉兰花开，海棠花落，以及不同肤色和年龄的思考者。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说，这应该是中国最安静的一所商学院。

不同于主流商科教育的功利化倾向，朗润园的精神内涵完全是价值观导向而非利益导向的，它始终致力于面对中国问题，始终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这也是这座中国的商学院在全世界最与众不同的坐标。

 一所优秀的商学院首先要有灵魂。好的商科教育是价值观趋同者彼此相互加持，互相唤醒和赋能，最终走向行动、改变世界的过程。bimba商学院院长联席院长杨壮坦陈，bimba商学院这20年就是对这一理想身体力行的诠释。

如果说当年的朗润园是一批年轻经济学家以精神共同体为理想倾力打造的社会网络，今天的bimba商学院仍在为延续这一血统而不懈努力，孜孜以求。

作为bimba人心中永远的精神家园，北大精神、社会情怀、国家发展、全球视野的理想主义烙印深深影响上万名从这里走出去的商界领袖和职业经理人，将基因代代传承。

安静是如何炼成的
（文｜陶小然）

世界上有很多热闹的商学院，但是真正可以称得上安静的商学院，也许只有一处——它在北大朗润园。

这里的主人曾是洋务派领导者恭亲王奕䜣。“朗润”之名源自《大唐三藏圣教序》中的“松风水月，未何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1990年代以后，这座古典雅致的四合院成为了以林毅夫为首改革派的教学与科研基地。

朗润园春景

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发院前身）为纽带，林毅夫、周其仁、易纲、张维迎、海闻、宋国青、胡大源、卢锋、汪丁丁、李玲、姚洋、杨壮、黄益平、马浩等一批从海外留学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受到改革使命的召唤，相继回国并加盟国发院朗润园，构成了这所院子连接庙堂与江湖的独特气质。

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在这里来来往往，讨论“问策中南海”的大事，院子的格调却是沉静的，黄益平称其为“最适合做学问的一处地方”。

陈春花第一次走进这所院子的时候，花开的正好，“一进这个门，我就已经决定要来”。后来她说，“这座院子太独特了，这个地方的追求和情怀都可以在这个建筑群里感受得到”。

面对中国问题的人

《中外管理》3月下旬到朗润园拜访陈春花时，恰好赶上了一场春雪。安静的院子里雪花洋洋洒洒落了一地，配上红墙绿柱灰瓦的庭院，古朴中更显素净，不带半点喧嚣。

因朗润园迎来北大建校120周年和bimba商学院建院20周年纪念，一群即将征战戈壁的emba校友们拉着陈春花在雪中的万众楼前留影。万众楼的二楼，正是前年10月林毅夫、张维迎进行关于产业政策“世纪之辩”的地方。

陈春花的办公室不足8平米，却很是温馨：一大面墙的书，雅致的地毯，一角茶几上素美的花和简洁的办公桌。

抬眼就能看到斜对面的朗润园501——姚洋的办公室。这位 少帅现在掌管着北大国发院，前两任院长分别是林毅夫和周其仁。不过这位一院之长的“斗室”里只有两张不大的办公桌，一个小沙发，除了这些简陋的陈设，剩下便是满屋子的书。

姚洋院长

两年前，姚洋通过杨壮找到即将卸任新希望联席董事长兼ceo的陈春花，三个人坐下来一起交流。那时候陈春花还没有来过国发院，尽管她经常与周其仁等朗润园的经济学家同台演讲。她当时甚至还不知道国发院下面竟然有个bimba商学院。

在那次会面中，姚洋不断向她介绍国发院，介绍bimba和他对商学教育的追求，“我们这个地方的特点就是要面对中国问题，你的研究刚好直接面向中国企业，跟我们的调性非常一致”。陈春花很认同，但还没下决定来。姚洋就邀请她到朗润园看看，做个讲座。

为了陈春花的加入，姚洋按惯例在国发院里组织了一个会。从林毅夫当年创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始，朗润园的传统就是纯海归、纯学术，有人因此就提出不同意见。姚洋有一些压力，但他坚持国发院，尤其bimba商学院需要这样一个学术出身，又做过企业的人。

好在周其仁非常支持这件事，表示国发院需要改变，特别是商科的教育总要一些在前沿做过实践的人。“最后证明这是非常好的决策，陈春花来了对我们整个商学院改变非常大”，姚洋告诉《中外管理》。

其实陈春花更早认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因为后来创办了北大汇丰商学院的海闻。他在汇丰商学院打出来的口号是“最像军队的商学院”“商界的黄埔军校”，陈春花对此也非常认同。

陈春花很喜欢这所院子的风格和文化，“这里的老师是真要解决问题的，从他们的研究所体现出来的，跟我自己的学术追求很一致。”她希望“就像现在这样在这里安静地做，让学生体现出安静的气质，找到‘大我’和‘小我’的平衡，真正地推动进步。”

这之后不久，陈春花就搬进了朗润园主院北边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履任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一职。她在院子里主讲最受bimba学员欢迎课程之一的“巨变时代的组织管理”。

陈春花教授在朗润园

有一天，林毅夫专门发邮件给陈春花，关心她到朗润园之后是否习惯。在林毅夫的办公室里，他畅谈自己的新结构经济学和对中国经济的理性乐观，为了让陈春花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研究，还细心地告诉对方先从哪一本书开始阅读，还特别介绍了整体的结构。

过了一段时间，林毅夫又约她一起交流实体企业的情况，聊到中国企业和实体企业发展所遭遇的挑战。陈春花的一套丛书刚好出版，就把书带到他的办公室。想不到，林老师请她每一本书都签好名字。

各种因缘巧合在这里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交集。早在陈春花辅佐新希望刘畅做企业之前，刘畅的父亲刘永好就曾接受林毅夫的建议，送刘畅到北大国发院读emba，由周其仁指导她写论文。多年后陈春花又来此任教。

历史如冥冥中注定，让号称“第六代知识分子”朗润学者的家国情怀势必落到行动中来，从庙堂走到江湖，与中国最生动的企业实践相联。

一个院子的乌托邦

1993年，林毅夫作为第一个留洋回国的经济学博士，和易纲、海闻、张维迎等青年经济学者一并开创了他们的研究事业，也为日后的北大国发院奠定了基础。

正是“小平南巡”之后，领头人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这些海归的热血青年隐隐感到中国将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深层次改革阶段。他们期待能在这一轮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大潮中，学以致用地为改革提供影响决策的理论和建议。

林毅夫、易纲和张维迎分别从北京、美国和英国赶赴海南参加一个经济学研讨会，并在那里一起决定，要办一个独立于政府，专门吸收归国学者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机构。

在时任北大校长吴树青的拍板下，这个大胆自称“要迎接经济学家世纪”的研究机构在1994年8月正式成立。它的名字“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日后在中国改革史中留下了浓重笔墨。当时的创始者、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易纲、海闻，以及张维迎、张帆、余明德一起被称为创院“六君子”。

创办ccer的六位海归经济学博士在老地学楼前合影（左起：张帆、易纲、林毅夫、德怀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闻、余明德、张维迎）

张帆后来对媒体回忆刚加入中心的情形：“第一天，余明德给了我一辆特别破的自行车，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就去打扫卫生了。”

林毅夫决心“要给这些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地方”，从场地、人员、宿舍都一手操办，但面对的最大困难是找人和找钱。

黄益平彼时尚未加入中心，却因为参加世界银行一个为期三个月的交流项目从美国短暂回国，得以见证到这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他清楚记得当年这拨美英回国经济学骄子们的艰苦创业环境：“他们在地学楼（请确认）一层占了两间半房间，大一点的一间做教授们共用的办公室，小一点的一间是三位行政人员的办公室，朝北较暗的半间算是会客室”。

林毅夫通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和运作能力向美国福特基金会、世界银行等争取到了资金支持，随后与同事们开始着手选新办公地，很快看中了北大的朗润园。

那时候朗润园还很破败，园外还住着22户人家：有养鸽子的，理发的，还有卖肉的。古屋扩建、周边百姓动迁都将耗费巨资。林毅夫冲在前方，筹款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

很多人认为中心不可能长久，当时有一种说法，“等你的钱花没了，你还是该到哪去就到哪去！”

很快为期五年的福特基金会资金支持在1999年到期。林毅夫希望结束之际，能再有一笔捐赠。但双方谈来谈去都不理想，对方最多只能给到20万美元。林毅夫等学者都很失望。但是走基金会支持和捐赠这条路确实已经到头了。当时负责接待的姚洋记得很清楚，对方直言相告，“就这20万了，你拿不拿，要不要，这都是最后一次”。

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周其仁率先提议，创办一家商学院，“靠自己的力量产生收入”。虽然院里是一群经济学家，没有一个人有办商学院的经验，但人才是可以请的。于是，他们向同样有留洋背景的管理学博士梁能发出邀约。本来，他们还想做成纯粹独立的商学院，但考虑到离开北大难度太高就没有强求。

解决生计危机

林毅夫、易纲、周其仁、海闻力主在中心办mba。然而，摆在眼前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在国内达到国际标准的mba师资奇缺，并且短期内难以改变。实际上直到199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盖尔·约翰逊教授来北京访问时，中心的老师也只有十几名、行政人员六名。

1994年留学回到国内的博士还很少，全国共回来10个，北大中国经济中心就占了6个；到第二年全国有20个，这里占了12个。1998年底，这里已经是一个传奇，聚集了一批国外回来的大师，低调且神秘。他们相信这里是研究中国问题最好的地方。

那时候万众楼还没有扩建，原来致福轩大教室是办公室和资料室，最后的一排分别是梁能、胡大源、周其仁、海闻、林毅夫、宋国青老师的办公室。

经过深思熟虑，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采取跨国合作、联合办学的方式解决师资难题。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到第20个年头，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这些“留洋派”敏锐感觉到，精通现代管理理论、技能的高级管理人才将成为决定市场竞争成败的关键。而随着wto的临近，中国也迫切需要培养大量具有国际化视野、熟悉国际市场运行规则的高层经管人才。

他们了解美国mba教育的成熟度，借助对方可弥补国内教授商业实践的不足，使国内mba教育迅速与国际标准商业理念、话语体系接轨；但同时美国教授熟悉的是美国的商业社会，绝大部分课堂案例也都是美国的，拿到中国难免水土不服。而这批北大海归博士既懂中国的国情，又熟知国外商学院的运作模式，他们的特殊背景可弥补美国的不足。

恰在此时，美国的商学院也在积极拓展国际合作，其中的26所大学商学院形成了一个教育联盟，他们尤其希望开垦极具潜力的中国市场。杨壮当时是联盟大学之一的纽约福坦莫大学商学院教授，他向教育联盟领导者安东教授提议：在中国办学一定争取与北大合作。

最终，在易纲教授的牵引下，二十六校联盟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拍即合，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易纲和胡大源直接参加了谈判细节。

签字仪式（右一：易纲、右三：林毅夫）

杨壮当时对北大的笃信既来自于自己北大人的情怀，也来自于他认为“一所优秀的商学院首先要有灵魂。国际商学院发展要有具有人文历史底蕴的大学作为依托”。

而中美合作办学，mba全英文授课、美方颁发证书也使得这所商学院起点很高，“国际化成为其与生俱来的基因”。

当时的国际间合作，中方是弱势方。易纲谈判能力很强，他坚决要求国内与国外教员在薪酬上保持一致。最好的筹码就是合作双方比拼学术成果：林毅夫当时已经在学术界独树一帜，美国的学者都敬他三分，胡大源的“北京空气中的颗粒物研究”在国内外也都很罕见。

至此朗润园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中外合办国际mba项目。一群经济学家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中国青年报》头版上登出了“上北大，拿美国mba”这样轰动一时的新闻。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大之际，北大bimba也籍此正式成立。

此后，这个为国家改革发展提供政策咨询的院子，也开始了自己创办国际化商学院的探索之路。

本文来源：《中外管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