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mba智库】易纲：思考中国金融改革 -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合作举办了第1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cf40学术顾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创始人之一的易纲作为主讲嘉宾，与读者们分享了写作《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的心得。cf40学术顾问、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及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进行了点评。本次活动由cf40秘书长王海明主持，金融城和交通银行承办。

“cf40·孙冶方悦读会”旨在以“名家 好书”的模式，为国内经济金融界人士奉上深度阅读与知识分享的高端聚会，引领参与者深度思考国内外经济金融领域重点问题，探讨国际前沿理论创新，享受读书之乐趣。

易行长的演讲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创新的本质、产权界定与市场效率、农村信用社改革等主题展开。最后，易行长提出了一个令全场观众深思的问题：“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到什么程度？”

易纲：

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逐步完善产权、依法治国、激励相容、社会监督，从而建成比较有效的市场经济。
 
很高兴参加第一期“cf40·孙治方怡悦读会”，我是北京大学77级的学生，在北大读书时有幸听了几次孙冶方先生的课。孙冶方先生是1983年去世的，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恢复工作以后依然积极到北京大学讲课，让当时的年轻人受益匪浅。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他仍然坚持价值论，坚持市场具有配置资源的作用。他提出，“只有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这是当时我听孙冶方先生讲课的主要收获。现在看来，他的观点比较保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观点让人非常震撼。他在困难条件下坚持真理、敢说实话、实事求是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经济学人学习。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内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现在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含义已经完全不同。1978年，农村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属于集体所有制，在中国整体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据了99%以上的比例。当时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各企业负责人、各单位负责人不要再开展阶级斗争，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建设、投资、生产、流通。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含义已经发生改变。国有经济占比与1978年相比已经小了很多，非公经济就业已占总就业80%以上，非公经济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现在所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政府要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地方政府的职能要从直接抓经济项目、招商引资转移到执法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但是很多政府官员，对于1978年和改革开放30年后不同状态下的政府职能的定位依然不清楚。未来，这些地方政府会逐步认识到应该转变观念，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是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产品，比如公共交通、社会治安、学校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
 
寻求效率与公平兼得
 
关于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得，由于自身的工作经历，在这本书中我体现出的更多的想法是如何注重效率。但是我也要向大家报告一下我是如何考虑公平问题的。
 
比如环境问题，涉及到如何执法，如何把环境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2002年时，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观点，我认为“应该把就业、环境、银行不良资产率和gdp增长率做一个综合的指标来考核地方政府政绩”，gdp增长率只放在第四位，第一位是就业，第二位是环境，第三位是当地银行不良贷款，因为如果有些地方的金融环境不佳，银行不敢批贷款，就会影响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这个综合指标反映了环境问题的外部性与地方政府的责任，环境问题靠企业和个人无法解决。
 
创新的五个层次
 
提到创新，大家很容易联想到产品创新，比如计算机、互联网等产品。我们总说中国的创新能力不足，周围很多高科技产品都是外国人创造的。最近中国的互联网发展速度很快，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也有一些自己的创新，但主要也是在讨论产品创新。我认为，产品创新只是创新最表面的现象，是最浅的一个层次。
 
在考虑产品创新能力时，应该更加关注创新的第二个层次——组织创新，即公司、企业、市场创新。为什么pe这个概念是由外国人提出的？私募如何选择值得投资的企业？在互联网时代，为什么美国能出现雅虎、微软等巨型互联网企业，中国能出现阿里巴巴、腾讯等大的互联网企业？相比之下，为什么欧洲和日本反而没有特别出色的巨无霸式的互联网企业？不难发现，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很多是由美国的pe或互联网企业进行初始投资的。现在我们常抱怨为什么新浪、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无霸企业不在中国上市。如果仔细考察其成长路径，观察最初的投资者、成长过程，就会发现他们到国外上市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投资者一开始就把这家企业如何成长、vc/pe投资人如何退出、在哪个市场上市都进行了规划。所以，当你思考这些企业是如何出现、如何成功时，就会发现比产品创新更高级的是组织创新，即公司、企业和市场，这些组织以什么方式竞争，以什么方式创造。
 
创新的第三个层次是规则、概念、制度的创新，第四个层次是人的创新。创新者必须要有独立的人格，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还必须有平常心，不能那么焦躁或者短视，必须要宁静下来。为什么真正能创造的人是宁静的、是着眼长远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是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这样他才能持续创造。这正是创新的第五个层次——法律层次上的创新。
 
产权界定、宏观经济波动与市场效率
 
在中国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先秦时代有这么一句古话：“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德斯鸠也说过类似的话，在这一点上其实东方和西方的文明是有交汇点的，所以我一直强调产权非常重要。
 
在这本书中，我从产权缺失角度讲了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分析了几个问题，包括经济波动的原因，部分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产权不清晰的原因，以及产权不清晰为什么会导致经济过热，治理经济过热为什么会产生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之后为何又再膨胀。我提出了一个“通货膨胀-紧缩-膨胀”的三期分析模型，无论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都需要界定产权。
 
我在1988年写了一篇文章《市场效率与产权界定》，主要就是讨论为什么市场经济一定要以产权保护为核心，为什么产权是交换的前提，为什么有恒产才有恒心。此外，无法界定公共意识和私人空间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由于产权不清晰造成的。
 
在市场经济下，产权是清楚的。计划经济下是政企不分，市场经济下是政企分开的；计划经济靠行政命令来治国，市场经济应该是依法治国；计划经济是政治激励，市场竞争应该是激励相容的。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自己创造得越多，为社会创造得也越多，个人创造出的产品在市场中有需求，社会对产品估价很高，因此个人收益也会很高，所以是激励相容的。比如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个要素都可以参加分配。在计划经济下依靠内部监督，在市场经济下要靠社会监督，比如企业上市，上市后就需要社会监督，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报表披露等。现在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逐步完善产权、依法治国、激励相容、社会监督，从而建成比较有效的市场经济。
 
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关键点
 
我非常关心“三农”，也非常关心公平。我认为农村信用社改革是我的学术思考中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我接触了农村信用社改革，当时领导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处理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0.52% 资金 研报]的关系。农村信用社过去归属农业银行管理，后来农业银行把农村信用社剥离出去，农村信用社划归人民银行管理。在农业银行把农村信用社剥离出去时，有部分资产负债不清楚，处理起来非常困难。
 
当时采用的方法是设计了一个新的制度——“专项票据置换”，采用花钱买机制的办法，为农村信用社改革注入资本金。农村信用社所有的历史欠账由国家注资，保障其能够继续可持续发展。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国家可以给国有商业银行注资，但是不能给农村信用社注资，因为农村信用社是合作金融。最后的方案是人民银行用1700多亿人民币的专项票据置换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这1700多亿是如何确定的？是2002年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总额的50%。当时锁定这个数字后，才对外公布，每个县农村信用社都不能再改。注资是以县为单位，中国有2600多个县，但是对中部省和老少边穷地区有一定倾斜，注资比重远高于50%。总体来讲，这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国家通过一项宏观金融政策解决了农村信用社的历史遗留问题。原来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存在一个大窟窿，没有私人资本愿意进行投资。注资把农村信用社的资本金提升为零以上，资本金虽然达不到8%，但是这样外部社会资本愿意参股，使大部分农信社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为了解决农村信用社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初这些年，我调研了全国150个县，去了很多农村信用社，参加了农信社工作中所有的内勤、外勤工作，包括催款、写发票、财务管理等非常详细的工作，从最基本的业务逐步规范起来。比如农村信用社给农民发放的无担保小额信贷，分为金卡、银卡、铜卡。在90年代，金卡可以无抵押贷款2000元，银卡可以无抵押贷1000元，铜卡可以无抵押贷500元。农民可以用这些资金买小鸡、猪崽，这就属于生产性信贷。
 
在农村信用社的票据改革中，票据需要申请和兑付，申请后，农信社需要符合一条条标准才能给予兑付，比如存款、贷款、会计制度、公司治理结构、披露等需要达到标准。兑付时间大概为两年至五年。如果在两年内达到标准，人民银行就用票据置换其不良资产，人民银行把不良资产委托给农村信用社清收，如果清收得好就给予奖励。有人认为这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为什么不把置换出来的不良资产归入人民银行？实际上，如果把置换出的不良资产归入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一分钱也收不回来，但如果把不良资产委托给农信社清收，它能收回来一部分，而且收回高的还给予奖励。这个机制的设计在当时非常费工夫。
 
改革方案开始执行时，每个县的农村信用社需要填31张表。一层层程序走下来，一个县联社需要准备七份文件，每份文件都非常厚，这会浪费很多纸，而且太复杂了，我认为这不可行。后来我们就把申请材料简化到每个农村信用社只需要填七张表，申请材料加起来一共不超过11页。原来都是只需盖章，后来要求所有申请表必须有人签字，有人负责。这样的细节保证了这件事能成功，能够花钱确实买到机制，监督公司治理结构达到我们的标准。
 
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因为我们坚持了市场经济。目前，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写入《宪法》，也写入了所有的党的重要文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市场经济就是产权清晰、预算硬约束，即单位、企业、家庭对自己负责，同时提供适当的社会保障。
 
我在书中讲到，每到经济困难的关键时刻，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就容易产生动摇，会发现很多政策前后不一致。所以，整本书讨论的核心就是所有的政策应该如何相信市场，如何保护产权。
 
你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下滑、通货紧缩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你相信市场能调整结构，还是相信调结构一定要通过行政指令进行调整？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到什么程度？”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创始人之一。本文节选自作者近期在第1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原文请参见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网站www.cf40.org.cn，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