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大跨国公司陆续进军中国市场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在以各种方式走出去。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提速，规模也与日俱增。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有哪些中国特色？尤其是有哪些经验教训需要反思？
2013年4月15日，bimba校友读书会特别邀请到李俊杰博士到正值春风花海的朗润园，为校友和同学们分享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特色与得失。bimba院长杨壮特别主持了讲座。
杨壮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去是个案问题，如今是普遍问题。尤其是过去几年，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有100多家遭遇摘牌，酿成西方对中国企业信任度的巨大危机，也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在世界的形象及走出去的步伐，有很多教训值得认真反思。
李俊杰1987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1994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与法学博士学位。在斯坦福读博期间，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之后，李俊杰在美国纽约、香港多年从事金融与跨境并购等相关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李俊杰首先分享了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动机研究，他表示，中国企业出海的驱动力不外乎6大类。
一是为中国持续发展获得资源，这是主流的观点之一，尤其是用来解释中国在拉美、非洲的投资很有影响。二是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转移。这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也逐渐成为主流声音，一方面，中国企业开始出海买技术，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的上涨，不少劳动密集型行业开始向海外产业转移。
三是中国有代表性企业的国际化，这是成长的必然。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经历了几波偶像级企业的出海，如海尔、联想、tcl、华为等，产生了一系列极具故事性的海外并购或拓展案例。
四是在境外上市的公司，为保证业绩增长点而在海外进行了投资。五是中国外汇投资管理部门以中投等公司为媒介所进行的海外财务投资。
最后是中国先富群体的个人财富全球规划所带动的各种移民、教育等海外投资。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家有优势也有弱点。比如中国企业家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尤其是有很强的对多变环境的适应能力。
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家一直在中国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经营，对海外文化、制度与经营环境了解不足。在经营中，机会主义倾向很强，但契约精神很弱。
李俊杰表示，中国的国企在跨境并购时，更能体现出中国特色。比如国企领导人的最大回报是仕途升迁，而不是投资回报率。加上并购过程中的中资银行撑腰，使中国企业正常的企业并购也背上的很浓的政治背景，增添不少阻力。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对跨境投资的管理也充满中国特色，比如发改委和商务部都对企业海外投资有审批权，使以企业为主体的海外并购交易又充满政策上的不确定性。比如在中国铝业介入力拓并购案期间，中国商务部就曾否决了可口可乐并购汇源的交易。虽然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交易，但在海外媒体的报道中，却让澳大利亚找到了炒作“威胁国家安全”的题材，在一定程度上为中铝的交易增添了变数。
在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特色分析之后，李俊杰还分享了他对中铝等多起并购案的具体研究。
当初，力拓击败美国铝业，成功并购加拿大铝业，但因为现金交易，使企业背上巨大的财务包袱。金融危机来临，大宗商品市场剧烈降温，力拓危在旦夕，这也给中铝创造了机会。
面对必和必拓的换股并购案，力拓毫无还手之力，中铝悄然到英国收购力拓，暗中力挺，使力拓获得喘息之机，以及与必和必拓谈判的底牌。但中铝未能连续发力，包括中铝董事长肖亚庆过早升迁，尤其是中国4万亿投资刺激，导致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市场迅速回暖，诸多因素叠加，力拓后来已经心猿意马。中铝虽然最后收获了对方违约的1.95亿美元，却错过了介入力拓的良机。
李俊杰不仅回顾了整个并购的始末，而且认真分析了这一并购案中各方的手法，关键的利益控制点，以及不同的博弈方式与得失评价。
在演讲最后，李俊杰表示，结合西方对海外并购的深入研究及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的成败得失，他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找到了两把标尺：契合度与跨越度。
所谓契合度，就是并购标的与公司本身的战略布局是否真的高度契合。所谓跨越度就是准备并购的企业，对新公司的文化及所处的法律、企业监管环境，乃至工会文化的巨大差异有没有足够清楚的认知，有没有驾驭跨越度的能力。
演讲结束后，李俊杰还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同时与杨壮教授就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中值得反思的三个问题进行了研讨。第一，中国企业的经营目标究竟是什么？尤其是国企，未必以追求利润为第一目标，而是兼顾很多政府目标，这在海外并购中遇到很多质疑与反弹。第二，中国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的文化与外部的冲突问题，这也衍生出很多问题，在非洲、欧洲明明做了好事，却得不到对方认可，甚至挨骂？中国企业要不要对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尤其是认真研究和思考如何与西方的普适价值体系相结合。第三，中国企业要不要在国内认真成长锻炼一段时间再出海。
研讨结束后，杨壮院长向李俊杰博士赠送纪念品，感谢他真诚而智慧的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