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梦”的机遇和挑战——2013两会解读报告会暨朗润“思辩”圆桌侧记 -凯发k8天生赢家一触即发

         每年三月开春之际，都是中国讨论国事与民生的时节。2013年因为“习李”时代的开启、中国梦的提出，以及全球环境的复杂化，对两会报告的解读、对未来趋势的研判更有价值。

        3月25日，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二楼，国家发展研究院特别举办了一场“2013两会解读报告会暨朗润‘思辩’圆桌会”，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七研究院副院长窦晓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耀辉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中心主任卢锋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研究员等应邀出席，并坦诚分享他们的独到见解。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全程主持，并参与点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师生、bimba校友、及部分资深媒体人共百余人参会。

林毅夫：浓墨重彩与梳理反思

        林毅夫率先演讲，他很风趣地表示，自己是既是老政协，也是新政协。因为在连任四届政协委员之后，2008年，他成为人大代表，今年又成为政协委员，并当选常委。

        回顾这么多年的两会之路，他对2008年以来这五年感受最深。因为这是世界经济风云巨变的五年，其中四年他刚好又任职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2008年，他去世行赴任时，国内在讨论如何处理通胀，世行也在讨论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保障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未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大危机，很多人还信心满满地表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深谙宏观调控之道，足以烫平所有的经济波动。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前的美联储大会上，即便讨论到次贷的风险，也认为只有7000亿规模，不足为虑。

        事实证明，危机如山崩海啸，其影响超过1929年的大萧条。中国在2008年底至2009年初，东南沿海出现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潮。在危机时刻，中国政府的四万亿“快、准、狠”，反周期投资加上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在出现急剧向下的势头后，迅速拉起，实现v型反转，并对资源出口国、新兴市场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立下奇功。

        与西方国家纷纷陷入“日本”式的新常态相比，中国这5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五年来gdp平均增速超过9%。从1929年经济大萧条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各国都未实现过v型反转并连续保持高增长。中国作为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发展中国家，在出口这匹马车倒下之后，取得这一成绩尤为不易。

        除了总体增速的保持，五年来，中国还在航天、探月、北斗卫星等多个领域实现突破，高速公路里程从2008年的六万多公里增长到2012年的九万五千多公里，增幅超50%，密度超过美国。高铁建设也成绩斐然，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连1986年以来一直恶化的城乡收入差距也首度出现逆转。

        因此，中国过去五年的成绩确实是浓墨重彩，但问题是数据上的叫好没有带来公众和媒体的叫座。相反，民怨四起，包括从两会代表的情绪中，也能读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不足。

        林毅夫以亲身经历表示，“中国经济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这一论断他已经表述数年，唯独今年被抱怨“放卫星”，很多人根本不看“潜力”两个字，也不看相应的约束条件，直接就反批说“不可能”。“不可能”说明人们已经连讨论问题的耐心都已经丧失，更谈不上信心满满。

        林毅夫对感受到的各种民怨不断梳理、反思，发现主要集中于以下五点。第一、国进民退：这涉及到改革方向问题，四万亿投资做大了央企，有人甚至认为中国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房价脱僵：房地产价格十调九涨，速度之快，价格之高已经令人难以承受。而房地产泡沫是很多国家金融危机的祸端。第三、贫富差距：五年来虽然城乡差距有缩小之势，但因为收入分配恶化，使城乡差距问题演变成了贫富差距，中国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这威胁到社会稳定。第四、腐败：权力致富、不义之财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和社会道德。第五、环境污染：去年的雾霾天气已经充分解释了这一点，这让所有人心情不好，而且影响身体健康。

        林毅夫说，解决问题在于看清病根。从以上五条来看，国进民退背后有经济周期性问题，尤其是与2008年的反周期投资高度相关。四万亿投资多是公共设施基础建设和大项目，只有国企、央企才能承担。虽然中小企业也分包了不少工程，但整体上造成国退民进之感。好在随着反周期投资的结束，以及政策组合拳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问题有望得到缓解。

        房价脱僵背后是金融管理问题。中国的银行接到政府四万亿投资的指令后，一次性放贷，然后全部计收利息。而一个四年期的项目，通常第一年只需要四分之一的资金，剩下四分之三资金本来应该留在银行，逐年发放。中国的银行因为管理问题，采取一次性全部发放，全部计息，这使得企业第一年的资金成本达到实际贷款利率的四倍，逼得央企无法把暂时不用的四分之三贷款老老实实地趴在账上，必须四处短炒，房地产成为重灾区。

        贫富差距与腐败背后是改革不到位问题。中国最早实行的双轨制改革，这保留了很多计划经济的扭曲，导致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不公。再加上我们的金融体制，使穷人存款补贴富人。解决的办法就是深化改革，消除遗留的双轨制。而且中国目前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已经具备了消除双轨制的条件。

        环境问题的背后既有发展阶段的问题，也有国家对污染企业治理与国家标准执行不严等问题。

        林毅夫认为，在西方国家陷入日本式新常态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迎来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政府下定决心，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到2020年或2021年建党100周年人均收入超过12000美元，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大有希望。林毅夫最后说：“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这不仅是实现了我们的中国梦，而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带来巨大的希望，这个梦不只是中国梦，也可以变成所有低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梦。”

蔡继明：土地改革一举多得

        蔡继明表示，林毅夫分析的五大问题，从两会代表对政府不同部门的工作报告投票中，可以窥见一斑。大家知道，住建部、教育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部委的报告得票率不高，新当选的部长也有不少得票率不高。

        李克强总理说，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蔡继明对此特别认同。他表示，自从体改委并入发改委，变成与发改委十几个司并列的部门之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就陷入停滞，真如张维迎刚刚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所言，发改委只发展、不改革。

        中国面临的改革问题千头万绪，新型城镇化是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但在蔡继明看来，土地改革又堪称城镇化改革之纲，纲举目张，一举多得。

        他表示，在过去30年的城市化发展中，中国名义城市化率超过50%，实际只有35%左右，背后是圈地盖楼的伪城市化。病根在于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过于脆弱，挡不住城市土地国有化的侵蚀。政府打着城市化大旗，圈占集体所有制土地，已经一发不可收。

        让城市化回归正常的根本之道在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而最能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当然是农民自己。如果能通过土地制度改革，甚至宪法的修改或解释，还土地权于农民，使他们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权力平等的博弈方，18亿亩耕地红线、城乡收入差距、伪城市化等一系列问题都迎刃而解。

窦晓玉：小细节背后的大变迁 

        窦晓玉是一位“年轻的老委员”，早于2003年就作为政协代表参加两会。同时，她还是朗润园的老校友，bimbaemba2006级学员。

        窦晓玉说，如林毅夫所述，中国在过去5年不仅取得总体发展的巨大成就，而且在载人航天、探月、北斗等航空航天领域取得很多突破。她本人就是这些成就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窦晓玉分享了她作为政协委员期间亲身经历的两个细节。一次是十多年前考察广西水资源利用，由于当时行政条块分割严重，交通、电力、环境等各自为政，使民怨很大。如今十年之后，我们看到了顶层设计和大部制改革。二是政协选举常委与副主席期间，一位老委员坚持已见，连划300多个弃权票，主持人和全场委员都耐心等待，为他鼓掌。回顾历史，这种对个人权利的充分尊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窦晓玉说，今年两会期间，媒体采访最多的是中国梦，中国梦究竟如何实现，答案是踏踏实实地干，习近平主席提的是“实干兴邦”，李克强总理提的是“甩开膀子”。开完两会，回到企业，她们现阶段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研究下一步的企业发展如何与国家“新四化”的大战略配合，尤其是对政府提出的两个“加快”——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方式转变，如何从企业的角度落到实处。

卢锋：短期求稳与长期谋变 

         卢锋首先简要比较了10年前与2013年，温家宝与李克强两届答记者会的个人风格异同。从温家宝的文采与情感展示，到李克强的法律与经济专业，预示着中国将迎来不同的施政之风。习李时代不同的施政自由度有望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带来新气象。

         随后，他从自己专长的宏观经济出发，分析了新政府未来“求稳”与“谋变”的机会与风险。

        卢锋表示，中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求稳方面，有利条件不少，经济自去年3季度遭遇谷底之后，保持了很好的回升态势，虽然还有工业增长偏弱、通胀风险犹存及国5条实施的不确定性等诸多干扰因素，但总体而言，宏观企稳非常有利于改革之剑出鞘。

        卢锋还注意到，在总理答记者会上，李克强明确提出汇率与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这在几年前还是敏感话题，如今大方高调提出，应该是高层已经达成一致并成竹在胸。如果这两个点上能取得突破，中国过去10年“宏观经济易热不易冷”、“宏观调控工具治冷难治热”的双难局面有望得到明显改善。

赵耀辉：政策短视酝酿长期陷阱

        回顾过去10年的成就，赵耀辉表示，中国政府2003年提出的四大目标，如三农问题，金融坏账问题，企业下岗职工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转变政府职能没有实现。当时的四大目标中，前三个都是短期目标，只有最后一个是长期目标。这体现了中国政府的特点：长短战略不平衡。

        反映到人口与民生问题上，政策对长期问题的忽视导致很多问题攒成雪球，难以消化。

        首先是人口结构与性别比例的失衡。中国的一胎政策已经早过30年前的一代之约，至今未变。人口政策的固执和短视导致中国的人口结构与性别比例失衡非常严重。今天的老人平均还有3个孩子供养，而到2020年，“80年代的新一辈”大规模退休时，他们平均只有一个孩子。同时，一胎政策加上重男轻女的观念，造成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可能将有2400万男青年难觅女友，这酝酿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其次是户籍改革的退步。户籍改革已经呼吁多年，定下的改革方向是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福利。结果却是房地产限购、轿车限购、子女入学等诸多政策与户口挂钩，户口上的福利不减反增。

        最后是老龄化来势凶猛。中国速度与规模空前的老龄化压力，加上圈地盖楼的伪城市化，使老人与子女不得不分离，这严重违背中国文化中“家”和天伦之乐的幸福观。中国过去五年，虽然大推农村社保与新农合，但在实施上各自为政，甚至一县一制，这又变相把老人锁在了原籍，迁移变得更加困难。

薛兆丰：宁逆民意 不违规律

        薛兆丰表示，他对中国的政治并不是很熟悉，只能从一般的经济规律和社会现象中给出自己的判断。

        对于民怨，他认为，给定两个社会，一个是人们对政府骂声一片，另一个是人们对政府感恩戴德，相信大家反而倾向于选择前者。对于城市化，他认为，城市化的本质是土地与资源更集约地使用，从全国一盘棋来看，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应该带来全国总体可用土地的增多，而不是减少。对于农民土地产权问题，他表示，经济学规律表明，产权越清晰，交易越方便，带来的效率和价值越高。让农民市民化，让农民的土地权利清晰可交易，不是能不能做，而是敢不敢做，愿不愿做。很多人害怕农民卖地一夜暴富，事实上，农民一夜暴富，比富人或政府再富，是更合理的财富配置。 

        薛兆丰认为，改革不仅要有长远眼光和坚定决心，而且要尊重规律，而不是民意。回顾朱镕基时代的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加入世贸谈判，无一顶着压力前行，这些改革宁违一时民意，不违经济规律，最终得到民众的认可。

        对于未来，他表示，希望本届政府也看得长远，优先尊重经济发展规律。

姚洋：新型城市化务必足够前瞻

        姚洋在最后总结时，首先接续赵耀辉发言提出的问题，即新型城市化与人口政策问题。

        他表示，中国过去的城市化，只是“物”的城市化，不是人的城市化。未来2400万剩男不仅是找女朋友问题，还有找工作问题，因为他们教育水平极低。

        如今“被城市化”的1.6亿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大都在九年以下，而教育水平与个人收入增长高度相关。到2020年，他们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问题不大，问题是到2030年，以他们现有教育水平，不可能再比2020年翻一番。因为他们能做的工作，随着中国制造业转型，将被机器人取代。他们连同2400万剩男，如果没有政策介入，有可能造成一个巨大的城市贫民问题。

        姚洋表示，“读书无用论”的重新抬头也非常值得关注。过去五年，大学入学率达到30%，这是不错的成就，但要注意到，农村孩子入学率在不断下降，原因是收入与受教育水平开始倒挂，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前三年收入还赶不上农民工。

        因此，新型城市化不仅涉及到户籍改革，还有教育改革等一系列问题，政府不仅要统筹兼顾，更要着眼长远。今天的很多问题往往抬腿就过，但长远的战略失误往往酿就陷阱，使国家多年原地踏步，甚至倒退。

        在演讲嘉宾分享完各自见解后，现场又提出很多问题，如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还是结果，中国经济升级版如何理解，新一届政府以行动支持国产品牌如何看待，人大与政协如何向专业化发展等等。

        在姚洋教授主持下，嘉宾们又就这些热点问题与现场听众一一展开讨论，解读会持续三个多小时依然气氛热烈，意犹未尽。